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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汉纪十五(4)---史上第一次中央经济会议纪要--盐铁论  

2015-12-22 22:46:16|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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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印象中,一篇《盐铁论》受汉武帝垂青,以为是申论范文,为皇帝解决了军费之忧。其实不然,盐铁政策是一回事,盐铁论是另一回事,前者为桑弘羊制定的商贸政策,后者是桓宽写的“会议纪要”,为古代名文。“批林批孔”,把《盐铁论》推到历史上儒法两家的“路线斗争”上。

作者桓宽在书中所述的盐铁会议上的论战场景,起伏跌宕,两派在许多议题上的针锋相对、但又不失风度的情景跃然纸上。在领略当年激辩的意境时,还有阅读的自娱。郭沫若先生说:“这部《盐铁论》,在我认为是一部处理历史题材的对话体小说。读《盐铁论》,都会对这部千古不朽的文献表现出来的深刻内涵而感叹。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此时距汉武帝驾崩、八岁的皇太子刘弗陵继位(即汉昭帝)仅过去六年(前87年)。想当初汉昭帝即位时,汉王朝强盛的背后其实一片乱象。汉高祖刘邦大力提倡无为而治、与民休息;汉惠帝、吕后、汉文帝、汉景帝,也继续推行“无为而治”和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在文帝、景帝时期,把轻徭薄赋和重农抑商奉为基本国策。“战国时孟子讲过‘什一而税’是王者之政,……可是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納一半,三十税一。一百石谷子,只要納三石多一点的税。”公元前167年文帝还宣布全部免去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2006年开始免交农业税史出汉文帝。朝廷对征发兵役和徭役也有所控制,把男丁徭役由一年一事减为三年一事。公元前158年四月,汉文帝下令“弛山泽之禁”,准许私人开采矿产、渔盐资源。

文景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财富的逐渐增加,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一是土地等财富日益集中于官僚世家、地主豪强及商贾手中;二是对匈奴的和亲政策,虽带来了缓和的局面,但并不能阻止其侵扰。到汉武帝,开始连年用兵,长期动用大批人力、物力和财力,加上汉朝廷大兴土木工程,耗尽了文景时期的经济积蓄,造成国家财政的严重困匮。为了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武帝不得不从整顿财政入手,主要实行了四项经济改革的措施:

一是颁布“算缗令”和“告缗令”。元狩四年(前119年),汉武帝颁布“算缗令”,规定商人财产每2000钱纳税一算(120钱);手工业主财产每4000钱纳税一算;轺车每辆纳税一算,商人轺车加倍;船5丈以上者每只纳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又颁布“告缗令”,鼓励对违法工商业主的告发,以没收财产的一半赏给告发者。经过算缗和告缗,汉朝廷“得民财物以亿计,奴蜱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汉书·食货志》)于是,在全国各地的商贾中间,拥有中等财富的家庭大都破产了。

二是盐铁改为官营。公元前117年,在东郭咸阳和孔仅的建议下,武帝批准实行盐铁专卖政策,由国家垄断经营,任命当地的盐铁商为盐官或铁官,管理煮盐、铸造铁器和出售盐铁产品。盐专卖的办法是由产盐区人民自己出资煮盐,煮盐工具如“牢盆”等由官府供给,产品(盐)要作价交由政府专卖。在全国设置盐官37处,有人如果私自煮盐出售,会受到官府的制裁。铁专卖的办法比盐专卖办法更为严格,不仅官府垄断流通,而且还要直接控制生产,在全国设置盐官49处。酒专卖政策的出台相对盐铁专卖政策要晚很多,直到公元前98年才实行酒专卖,由官府建立“酒榷”,即禁止民间私自酿酒,由官府自行酿造。这项政策实行18年后不得不改变为对酒征税制度。

三是实行均输、平准措施。元封元年(前110年),武帝又根据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措施。均输法是由大农令在各地设立均输官,把各地输往京城的物品,从出产地转运别处出售.再在出售处收购其它物品,这样辗转交换下来.最后把京城所需的物品运达长安。平准法是由大农令在京城设立平准官,接受均输物品,除去皇室贵戚所用之外,根据长安市面价格,贵则卖之,贱则买之,用以调剂市场。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得“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朝廷增加了财政收入,并有效地抑制了私营工商业的发展。

四是货币改革。元鼎四年(前113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国铸造钱币,把各地以往所铸造的钱币统统销毁,而由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伎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钟官负责铸造,辨铜审查铜料成色,伎巧主管刻范。这次新铸的五铢钱,又称三官钱,铸造质量较高.使盗铸无利可图,因而成为唯一合法的货币。此后六七百年间.五铢钱成为历代通用的标准货币。这也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得以强化的经济保证。

汉武帝实施的这些政策在一定时期起到了相对积极的作用,缓解了帝国财政匮乏之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也日益显露,造就了政治特权阶层,土地兼并严重,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整个社会的阶级对抗加剧,流民现象不断涌现,“亡秦之迹”已露端倪。汉武帝开始对自己的扩张性政策有所反省。公元前89年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请派兵到轮台(今新疆轮台东南)屯田继续威慑西域各国。武帝不仅拒绝了再次兴师动众的建议,而且借此机会颁布“罪已诏。

汉武帝去世后,朝廷逐渐演化为内朝主政者霍光和外朝实权领袖桑弘羊之间的明争暗斗。从政见方面看,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循旧派”,主张继续实行武帝时期的内外扩张性政策;以朝廷的实际掌控者霍光为首的稳健务实派,主张重新评估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的利弊,理性选择。霍光不论是立足于当时帝国的实际情况而必须作出政策的调整与改变,还是基于个人的权力欲望而控制朝廷,他都必须面对掌握当时外朝实权的桑弘羊。

正是在这敏感的时刻,谏大夫杜延年向霍光建议曰:“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明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汉书·杜周传》)杜延年的建议正符合霍光的想法,受到霍光的完全采纳,并以昭帝的名义,“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昭帝纪》)由于不同的政治旨趣和不同的利益趋向,甚至包括统治阶层内部的权力分配与斗争,最终导致了对武帝时期一系列政策的大论战。这便是历史上所谓的“盐铁会议”。可见,这次会议是霍光在杜延年的建议下主动组织、向桑弘羊发动的一次政治进攻。

盐铁会议”从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开始,直到同年的七月结束,历时长达五个月之久。与会人员主要包括:三辅、太常举荐的贤良、文学共六十余人,丞相车千秋,大夫桑弘羊以及他们各自的属下丞相史和御史。会议由丞相车千秋主持。包括: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桓宽“用了概括的手法把六十几位民间代表概括成为‘贤良’与‘文学’两人,把丞相和御史大夫的僚属也只概括成了‘丞相史’和‘御史’两人。”参加会议有史可考的贤良只有魏相一人,其他人未传流下来。会议期间发言26次。

“文学”最初为孔子教授弟子的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之一。到了汉武帝时期他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学就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即所谓的“经术”之人,举荐文学议政也成为制度。这也是文学能够参加盐铁会议的原因。文学在会议期间发言最多,达122次。“这也说明,盐铁会议上儒生们的放言高论,实质上标志着自武帝以来,在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下,儒生们已被培养成了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并开始向统治者施压,迫使统治者调整自己的统治政策并在政治上表达了自己的声音。”

会议主持人、丞相车千秋,会议期间发言最少,只有2次,即“愿闻散不足”和“治聚不足奈何”。车千秋“无他才能术学,又无伐阅功劳”,取得丞相之位有很大的偶然性,所以他为政小心谨慎,桓宽对车千秋的会议上的表现也是不满意的,批评他“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彼哉!彼哉!”

御史大夫桑弘羊,整个会议期间发言114次。在盐铁会议上他实际就是处在“守擂方”的主帅位置上,所以他一人的发言次数仅比文学发言的122次少了8次。

除此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丞相车千秋的下属丞相史和御史大夫桑弘羊的下属御史,他们分别发言15次和19次。

会议原本是为了解决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这从昭帝为召开盐铁会议所下的诏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然而内朝与外朝激烈之争,却使这次经济工作会议,转为对政治、外交、军事、法律和学术思想等一系列问题的大辩论会议,从而明显地具有了政治斗争的性质。另外,这样由朝廷下诏,丞相、御史大夫亲身参加,采用论辩的方式讨论国家政策的会议,不仅在当年甚至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也意味着在一些重大的国策问题上,朝廷重臣之间已经出现了难以调和的分歧。通过会议辩论寻求化解争端的办法,也许是当时所能采取的最佳方式。“因此,盐铁会议无疑也就具有了双重性。它既是解决经济问题的必要举措,又是内朝与外朝之争或说是霍、桑之争的一次总爆发。从会议的现实效果看,后者的意义显然要比前者更为重要。”

《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是汝南人(今河南上蔡西南),擅长写作,精通《公羊春秋》,在宣帝时期举荐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他在《盐铁论·杂论》说,他是从同乡朱子伯那里了解到关于盐铁会议的情况的,这为桓宽在盐铁会议之后的二十多年后(也有说三十多年后)编撰《盐铁论》提供了资讯来源。桓宽的思想倾向是很明显的,他赞同儒家的为政之道和治国理念,贬低与嘲讽桑弘羊的观点。

《盐铁论》一共60篇,前59篇是两次会议中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的激烈辩论,其中第1至第41篇反映的是第一次会议的情况,第42至第59篇反映的是第二次会议的情况;最后一篇是《盐铁论·杂论》,是作者对整个盐铁会议及其重要人物的综合评价。

化涛博士把《盐铁论》的内容分作为六类,并对59篇分布的情况进行了统计:经济问题7篇,占12%;社会问题4篇,占7%;政治问题7篇,占11%;思想意识19篇,占32%;匈奴问题14篇,占24%;相互讽刺8篇,占14%。可见,《盐铁论》涉及的范畴很广泛,但是礼乐刑法、王道霸术、边防战争、节俭奢侈等都是由于盐铁政策而引发的次生问题。盐铁是否专营是辩论的焦点,但双方辩论的范围实际上已是经济运行模式、管控机制,甚至是经济制度了。作者将此书冠以“盐铁”乃有画龙点睛之作用。

桑弘羊(前152—前80年)是一个有争议、被歪曲的历史人物。《史记·平淮书》载:“弘羊,洛阳贾人之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由于受商人家庭影响且心算能力很强,13岁开始做侍中(即专门服侍汉武帝,用现在话说是“生活秘书”,因此被士大夫看不起);33岁那年,因他“言利事,析秋毫”,与担任大农丞的大盐铁商东郭咸阳孔仅二人一起深得武帝宠信,开始政治生涯;38岁担任大农丞,掌管岁计事务,并开始办理均输;41岁升为搜粟都尉,代管大农令事务,天下盐铁归其掌握。公元前87年汉武帝死前被确定为辅政大臣,是年,他升为御史大夫。桑弘羊从政60年,其中武帝时代52年,昭帝时代8年,是汉武帝朝代中后期基本上掌握财政大权的重臣。

桑弘羊在盐铁会议在舌战群儒的交锋中虽然处于守势,但并没有明显处于下风。可能他还是感觉到隐藏在唇枪舌剑背后的刀光剑影,所以会后他修正了某些经济政策,如废弃了“酒榷”,以图缓和他与霍光的矛盾,但关键的盐铁官营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有学者认为桓宽把此书取名“盐铁”,即有惋惜和感叹之意——笔者注)。果然在盐铁会议后的第二年(公元前80),他就被霍光以参与燕王旦谋反的罪名,推上了断头台,时年73岁。

《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批评他“摄卿相之位,不行准绳以道化下,放于末利,不师始古”,并对他的惨死幸灾乐祸。说:“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盐铁论·杂论》)苏轼骂他“如蛆蝇粪秽也,言之则污口舌,书之则污简牍”(《志林》,《苏东坡后集》卷一一)。师承桑弘羊的王安石,一方面承认“国置泉府之官以榷制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后世唯桑弘羊、刘晏粗合此意” ;(《宋史纪事本末·王安石变法》)一方面当变法受到攻击时,却把自己洗刷干净,把桑弘羊抛出去作为“务以求利为功”的“聚敛之臣” 的化身。(《议茶法》,《临川先生文集》卷七○)尤其是南宋叶适的批评,把桑弘羊列于所有“聚敛之臣”中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

后来,明代李贽把桑弘羊列为“富国名臣”,认为“均输之法”是“国家大业,制四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桑弘羊者,不可少也。”(李贽:《藏书·富国名臣总论》)近代孙中山先生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立场出发,更推崇桑弘羊,他说:“若弘羊者,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中国今日受金钱之困较昔尤甚也。”(《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23页)(魏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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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午,右扶风王为御史大夫。
 
  冬,十月,封杜延年为建平侯,燕仓为宜城侯,故丞相征事任宫捕得桀,为弋阳侯,丞相少史王山寿诱安入府,为商利侯。久之,文学济阴魏相对策,以为:“日者燕王为无道,韩义出身强谏,为王所杀。义无比干之亲而蹈比干之节,宜显赏其子以示天下,明为人臣之义。”乃擢义子延寿为谏大夫。
 
  大将军光以朝无旧臣,光禄勋张安世自先帝时为尚书令,志行纯笃,乃白用安世为右将军兼光禄勋以自副焉。安世,故御史大夫汤之子也。光又以杜延年有忠节,擢为太仆、右曹、给事中。光持刑罚严,延年常辅之以宽。吏民上书言便宜,辄下延年平处复奏(先交杜延年研究其是否当行,再上奏汉昭帝)。可官试者(参加朝廷考试合格的人),至为县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或交丞相、御史任用),满岁,以状闻;或抵其罪法(凡官必考且一年试用期。)。(古文,凡论述理论,就晦涩难懂,古文太简。)(现在的干部路线、组织路线在汉都能找到踪迹。)
  
  是岁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
 
        二年(壬寅、前79)夏,四月,上自建章宫徙未央宫。
 
  六月,赦天下。
 
  是岁,匈奴复遣九千骑屯受降城以备汉,北桥余吾水,令可度,以备奔走;欲求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暗示)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
 
         三年(癸卯、前78)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树枯僵自起生,有虫食其叶成文,曰“公孙病已立”。符节令鲁国眭suī弘上书,言:“大石自立,僵柳复起,当有匹庶为天子者。枯树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乎?汉家承尧之后,有传国之运,当求贤人禅帝位,退自封百里,以顺天命。”弘坐设妖言惑众伏诛。(完全不知死活,胡说八道。)
 
  匈奴单于使犁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义渠王射杀犁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王。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燕、盖之乱,桑弘羊子迁亡,过父故吏侯史吴;后迁捕得,伏法。会赦,侯史吴自出(自首)系狱。廷尉王平、少府徐仁杂治反事,皆以为“桑迁坐父谋反而侯史吴臧之,非匿反者,乃匿为随者也”,即以赦令除吴罪。后侍御史治实,以“桑迁通经术,知父谋反而不谏争,与反者身无异。侯史吴故三百石吏,首匿迁,不与庶人匿随从者等,吴不得赦。”奏请覆治,劾廷尉、少府纵反者。少府徐仁,即丞相车千秋女婿也,故千秋数为侯史吴言;恐大将军光不听,千秋即召中二千石、博士会公车门,议问吴法。议者知大将军指(知道大将军的意向),皆执吴为不道。(权大于法。)(期间,法的自由裁量幅度太大,在死与无罪两端。)明日,千秋封上众议。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狱。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太仆杜延年奏记(致书)光曰:“吏纵罪人,有常法。今更诋吴为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无所守持而为好言于下(平日并没有什么成见,而是一向爱为下面的人说情),尽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无状。延年愚以为丞相久故(在位很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弃也。间者民颇言狱深,吏为峻诋;今丞相所议,又狱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众心,群下欢哗,庶人私议,流言四布。延年窃重将军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轻重,卒下之狱。夏,四月,仁自杀,平与左冯翊贾胜胡皆要斩。而不以及丞相,终与相竟(共事到底)。延年论议持平,合和朝廷,皆此类也。(足见延年宽平。)
 
  冬,辽东乌桓反。初,冒顿破东胡,东胡余众散保乌桓及鲜卑山为二族,世役属匈奴。武帝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至是,部众渐强,遂反。
  
       先是,匈奴三千余骑入五原,杀略数千人;后数万骑南旁塞猎,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时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霍光欲发兵邀击之,以问护军都尉赵充国,充国以为:“乌桓间数犯塞,今匈奴击之,于汉便。又匈奴希寇盗,北边幸无事,蛮夷自相攻击而发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计也!”光更问中郎将范明友,明友言可击,于是拜明友为度辽将军,将二万骑出辽东。匈奴闻汉兵至,引去。初,光诫明友:“兵不空出;即后匈奴,遂击乌桓。”乌桓时新中匈奴兵(刚刚受到匈奴军的打击),明友既后匈奴,因乘乌桓蔽,击之,斩首六千余级,获三王首。匈奴由是恐,不能复出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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