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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汉纪二十五(2)--土地啊土地  

2016-01-10 18:35:37|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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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汉简《二年律令》颁布后文帝废止普遍授田制,这是秦汉土地私有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进行了 "限田令" 来限定私人土地的规模,其中有学者提出 限定对象是 得到 国家授田 者(基本上是军人阶层)。以此可以看出汉代土地是国有与私有共存。商鞅变法中的"依军功行宅田"应为限田制的前身。

井田制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国有制度,西周时盛行。那时,道路和渠道纵横交错,把土地分隔成方块,形状像“井”字,因此称做“井田”。井田属周王所有,分配给奴隶主使用。奴隶主不得买卖和转让井田,还要交一定的贡赋。奴隶主强迫奴隶集体耕种井田,无偿占有奴隶的劳动成果。

       “井田”一词 ,最早见于《谷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夏代曾实行过井田制。商、周两代的井田制因夏而来。井田制在长期实行过程中,从内容到形式均有发展和变化。井田制大致可分为八家为井而有公田与九夫为井而无公田两个系统。记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者,如《孟子·滕文公上》 载:“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记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如《周礼·地官·小司徒 》载 :“ 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

        当时的赋役制度为贡、助 、彻 。助即服劳役于公田 ,贡为缴纳地产实物。周行彻法,当为兼行贡、助两法。结合三代赋役之制来分析古时井田之制的两个系统,其八家为井而有公田、需行助法者自当实行于夏、商时期。其九夫为井而无公田者当始实行于周代。周朝行助法地区仍沿用八家为井之制,惟改私田 、公田之数为百亩;而行贡法地区则将原为公田的一份另分配于人 ,故有九夫为井之制出现 。

       古时实行易田制( 即轮耕制),一般是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以上所说井田之制,当为在不易之地所实行者,是比较典型的。至于在一易之地、再易之地等如何以井为耕作单位进行区划,已无法推知,井田之间立五沟五涂之界以便划分土地和进行生产。

        井田制由原始氏族公社土地公有制发展演变而来,其基本特点是实际耕作者对土地无所有权 ,而只有使用权。土地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定期平均分配。由于对夏、商 、周3代的社会性质认识各异 ,各家对井田制所属性质的认识也不相同,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制 ,或以为是奴隶制度下的农村公社制,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土地领主制,或以为是封建制度下的家族公社制或农村公社制。但在承认井田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其存在是以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公有作为前提这一点上则认识基本一致。夏朝、商朝时期实行的八家为井、同养公田之制,公有成分更多一些。周代以后出现的九夫为井之制个人私有的成分已增多,可以看作私田已被耕作者占有。西周中期,贵族之间已有土地交易,土地的个人私有制至少在贵族之间已经出现。由此,自上而下,进一步发展为实际耕作者的土地个人私有制。

        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为田,开阡陌”,推行土地个人私有制。至此,井田制彻底瓦解。秦、汉以后,实行井田制的社会基础已不复存在,但其均分共耕之法对后世的影响却极为深远。历代鼓吹井田思想者不乏其人。汉时董仲舒、师丹等提出的限田制,王莽时实行的王田制,西晋时实行的占田制,北魏和隋、唐时实行的均田制等,也都渊源于井田思想。宋、元以后,大土地所有制确立。虽然还有人继续鼓吹井田思想,但与其相类的方案已不可能在大范围内推行,而只能在小范围内短时间存在。 周朝施行井田制,既作为诸侯百官的俸禄等级单位,又作为控制奴隶的计算单位。井田制下的土地一律不准买卖,只能由同姓依照嫡庶的宗法关系去继承。耕种井田的农业奴隶也随着土地同属于奴隶主阶级所有,终生不得离开土地,更不准转业。

         所谓“井田”,就是具有一定规划、亩积和疆界的方块田。长、宽各百步的方田叫一“田”,一田的亩积为百亩,作为一“夫”,即一个劳动力耕种的土地。井田规划各地区不一致。有些地方采用十进制,有些地方则以九块方田叫一“井”。因为把九块方田摆在一起,恰好是一个“井”字形,井田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一井的面积是方一“里”;一百井是方十里,叫一“成”,可容纳九百个劳动力;一万井是方百里,叫一“同”,可容纳九万个劳动力。

        在井田的田与田、里与里、成与成、同与同之间,分别有大小不同的灌溉渠道,叫遂、沟、洫、浍;与渠道平行,还有纵横的通行道,叫径、畛、途、道。各种渠道的大小、深浅和通道的宽窄,都有一定的规格。

        西周的各级统治者把井田分为三类。他们各自把其中最好的部分(即位于河流附近、背山向阳的平展土地)成千块、上万块地留给自己,叫“公田”。因为公田的面积很大,所以也叫“大田”,驱使奴隶集体饼种。把距城市较近的郊区土地,以田为单位分给和统治者同族的普通劳动者耕种。这部分人因为住在“国”(即城市)里,叫“国人”。国人不负担租税只负担军赋和兵役。他们平时每年向国家交纳一小罐米和一捆牧草,作为军费。战时当兵,自己准备武器、粮食和军需。国人有当兵和受教育的权利,所以也叫“武夫”或“士”。他们受教育主要是军事训练和学习礼仪。这部分人是奴隶社会里的普通平民。他们表面上不受剥削,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但是,奴隶社会的掠夺战争是十分频繁的。他们经常披征凋去打仗,自己家里的田园都荒芜了,因而破产负债。打了胜仗,掠夺来的土地和财富统归统治者所有,如果打了败仗,还有被俘沦为奴隶的危险。因此,国人的地位是动荡的。

        奴隶主把距离城市较远、土质瘠薄的坏田,分给住在野外的奴隶--庶人。庶人因住在野外,所以也叫“野人”,奴隶主阶级瞧不起他们,认为他们最愚蠢,所以也管他们叫“氓”。庶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给奴隶主耕种井田和服其他杂役的义务。他们每年要先在奴隶主的大田上劳动,然后才准许去耕种自己作为维持最低生活的那一小块土地。因此西周时期的“国”“野”对立,既是城乡对立,也是阶级对立。

        春天到来,农事季节开始了。大批庶人全部被驱使到奴隶主的“公田”上去。天刚一亮,奴隶主指派的官吏(“里胥”和“邻长”)就分别坐在村口,清查出工的人数。晚间收工时也如此。早在冬天备耕的时候,就由“里宰”根据劳动力的身体强弱、年龄长幼,把每两个人搭配在一起,叫作“合耦”。两个人一对,一起劳动叫一“耦”。这种拼种方法叫“耦耕”。在大奴隶主的公田上,有成千耦、上万耦的劳动者。他们在田官(“田畯”)的监视下劳动,有时候奴隶主头子本人(“曾孙”)也亲自去田里监督。秋天,奴隶主大田上的收获,多得象小岛,象山丘,要准备好成千仓、上万箱去收藏。冬天农闲季节,奴隶们还要给奴隶主修房、打草、搓绳和干其他杂项差役;妇女要为奴隶主采桑、养蚕、纺纱、织帛做衣裳、缝皮袍,从白天干到半夜。奴隶主怕他们偷懒,还要把他们集中到-起,既省灯火,又便于监督。

       春秋晚期,井田制逐渐瓦解了。促成这一变革的物质因素,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是当时生产力水平提高的标志。 我国用铁始于商代。七十年代在河北荣城县和北京平谷县各出土一件商代中期的铁刃铜钺,经科学鉴定,刃部都是用陨铁加热锻打成的。这样的铁器,自然是稀罕物。大概到西周末年,铁器多起来。所以《诗经·秦风》中出现“驷铁孔阜”的诗句,这是秦襄公(前777-766)时的诗。用铁形容马的颜色,只有在铁成为习见物之后才允许。大约春秋初期,已有铁农具。《国语·齐语》记载管仲向齐桓公建议:“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锄夷斤欘,试诸壤土。”“美金”是指青铜,“恶金”是指铁。春秋中叶齐灵公时的叔夷钟铭文中有“造 徒四千为汝敌寮“一句,“ ”:是铁字的初文,可见当时官府铁冶炼的规模已相当大了。难怪到春秋末期,铁器在齐国已普遍使用。《管子·海王篇》记载:“今铁官之数曰:一女必一针一刀,……耕者必一耒一耜一铫。”从考古发掘成果看,江苏六合程桥出土有铁条和铁块,长沙龙洞出土有铁削,长沙识字岭出土的铁臿,常德德出土有铁削,长沙一期楚墓出土铁臿、铁削数件,以上这些铁器都可确定为春秋晚期东西。这表明,在春秋晚期,我国南方也已使用铁器了。

        牛耕也起源于商代。甲骨文有“犁”之。可见,用牛拉犁启土,在商代就发明了。《国语·晋语》上提到,范氏、中行氏将宗庙的牺牲用来耕田。孔丘的弟子司马耕字子牛,冉伯牛名耕。晋国有个大力士叫牛耕。牛与耕相连,用作人的名字,反映出牛耕方法在春秋时期得到普遍推广。 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为人们开辟广阔的山林,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带来了方便。耕地面积和农业产量大幅度增长了。 农业的发展,使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生产和以个体经营为特色的小农阶层,有了成为社会基础的可能。井田制的“千耦其耕”、“十千维耦”的集体劳动形式过时了,而分散的、一个体的、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封建经济形式兴起了。

         早在西周中期,就有个别奴隶主贵族为了额外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强迫奴隶开垦井田以外的空地。这样开垦出来的田地,不可能是方方正正的,也不可能有一定的亩积,是瞒着公室,不纳税的私有物,叫私田。周恭王时的格伯簋铭文记载格伯用四匹马换倗生三十亩田,就是明证,因为公田是不允许用来交换的。到西周末期,私田的存在已相当显著。争夺田邑、交换土地的记载也多起来了。周厉王时的散氏盘铭文记述:矢人侵犯散国城邑,被打败了,便用两块田地向散国赔偿。周厉王时还有两铜器,一个是鬲攸从鼎,另一个是鬲从盨。前者叙述鬲攸从分田地给攸卫牧,而攸卫牧没给报酬,遂成讼事;后者叙述章氏用八邑去向鬲换田,又有良氏用五邑换,结果都顺利成交。贵族们土地私有的欲望不断增长,倒周幽王时,连公田都企图据为己有。周王再象原先那样从贵族手里收公田,就引起贵族们强烈的不满。《诗经·大雅·瞻卯》记录了当时贵族们牢骚:“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复夺之。”到春秋时期,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使私田急剧增加。诸侯、大夫们富起来。周王便不能任意侵夺他们的田地了。公元前712年,周桓王取郑国田地,就得王畿内苏仇忿生之田作为交换条件。贵族之间为田地争斗、诉讼,也层出不穷了。公元前580年,晋大夫却至与周争鄇田,公元574年晋却锜夺夷阳五田,却犨与长鱼矫争田;公元前533年,周甘人与晋阎嘉争阎田;公元前528年,晋邢侯与雍子争鄐田等等。这些事件,都表明土地制度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开辟和耕种大量私田,需要大批劳动力。而用奴隶制的办法已不能调动生产者的劳动积极性。《公羊传》何休注说:当时“民不肯尽力于公田。”于是,一些顺应新形势的贵族为了招徕劳动人手,改变剥削方式,如齐国田氏向民众征赋税使小斗,把粮食贷给民众用大斗;晋国韩氏、魏氏、赵氏采取扩大地亩,而不增税额的办法,收买民心。这样,奴隶们纷纷从公室逃往私门,“归之如流水。”封建依附关系产生了。春秋时代见于记载的“族属”、“隐民”、“宾萌”“私属徒”,都指的是这些逃来的奴隶。虽然他们身份还不是自由的,但却不同于奴隶。他们可以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独立经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的家庭副业。他们已经是封建农民的前驱了。奴隶的逃亡,使一些国家的公由,“唯莠骄之”。“唯美桀桀”(《诗经·齐风·甫田》),变成了荒原。井田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

      《左传》记载:公元前594年,鲁国实行“初税亩”,正式废除井田制,承认私田的合法性,而一律征税。公元前548年,楚令尹子木整顿田制,视土地高下肥瘠,“量入修赋”,其后各国也纷纷效法。本来这些改革的目的在于维护旧秩序,但它们既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已成的事实,从而事与愿违。在井田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缺口接二连三地被打开,井田制的瓦解崩塌就是必然的趋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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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帝之世,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至与人主争女乐。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六月,诏曰:“孔子不云乎:‘放郑声(春秋战国时郑国的音乐。因与孔子等提倡的雅乐不同,故受儒家排斥),郑声婬。’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广义是指一切非官方的民间音乐,既与正统雅乐相对应的民间俗乐。而狭义主要是指春秋时期在各个诸侯国兴起的以郑国、卫国地区(今河南省新郑、滑县一带)代表的民间音乐),别属他官。”凡所罢省过半。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沉湎)自若。(官府对音乐的专制,全凭皇帝个人喜好,一概斥之靡靡之音。)

  王莽荐中垒校尉刘歆有材行,为侍中,稍迁光禄大夫,贵幸;更名秀。上复令委典领《五经》,卒父前业;秀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叙诸子,分为九流:曰儒,曰道,曰陰陽,曰法,曰名,曰墨,曰从横,曰杂,曰农,以为:“九家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治诸侯,其言虽殊,譬如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民主时代,开明时代,极少专制和反动。)《易》曰:‘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今异家者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仲尼有言:‘礼失而求诸野。’方今去圣久远,道术缺废,无所更索,彼九家者,不犹愈于野乎!或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人类非常复杂,一面创造文化一面毁灭文化,这是一次文化抢救运动,犹如西方文化复兴,而焚书坑儒、达到孔家店、破四旧等又大肆毁灭了人类文明。
  

  河间惠王良能修献王之行,母太后薨,服丧如礼;诏益封万户,以为宗室仪表。
 
  初,董仲舒说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并兼之路;去奴婢,除专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然后可善治也!”(弱肉强食适者生存,为统治者或既得利益者推从,一方面竞争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一方面让一部分毁灭死亡,平均可以维持表面的平等,但可能共同走向死亡,所以,决策者关键在掌握度,打破和控制平衡改革大方向是让人过上好日子,过程中却让人不好过,是统治阶级打破平衡的法宝。)及上即位,师丹复建言:“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天子下其议,丞相光、大司空武奏请:“自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奴婢毋过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时田宅、奴婢贾为减贱,贵戚近习皆不便也,诏书:“且须后。”遂寝不行。(不自新,即革命。)又诏:“齐三服官、诸官,织绮绣难成、害女红之物,皆止,无作输。陈任子令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人年三十以下,出嫁之;官奴婢五十以上,免为庶人。益吏三百石以下俸。”
  

  上置酒未央宫,内者令为傅太后张幄,坐于太皇太后坐旁。大司马莽按行,责内者令曰:“定陶太后,藩妾,何以得与至尊并!”彻去,更设坐。傅太后闻之,大怒,不肯会,重怨恚莽;莽复乞骸骨。秋,七月,丁卯,上赐莽黄金五百斤,安车驷马,罢就第。公卿大夫多称之者,上乃加恩宠,置中黄门,为莽家给使,十日一赐餐。又下诏益封曲陽侯根、安陽侯舜、新都侯莽、丞相光、大司空武邑户各有差。以莽为特进、给事中,朝朔望,见礼如三公。又还红陽侯立于京师。(罪恶的等级观念。)

  傅太后从弟右将军喜,好学问,有志行。王莽既罢退,众庶归望于喜。初,上之官爵外亲也,喜独执谦称疾;傅太后始与政事,数谏之;由是傅太后不欲令喜辅政。庚午,以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喜黄金百斤,上右将军印绶,以光禄大夫养病;以光禄勋淮陽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皆上书言:“喜行义修洁,忠诚忧国,内辅之臣也。今以寝病一旦遣归,众庶失望,皆曰:‘傅氏贤子,以论议不合于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为国恨之。忠臣,社稷之卫;鲁以季友治乱,楚以子玉轻重,魏以无忌折冲,项以范增存亡。百万之众,不如一贤;故秦行千金以间廉颇,汉散万金以疏亚父。喜立于朝,陛下之光辉,傅氏之废兴也。”上亦自重之,故寻复进用焉。(对喜评价很高,肱骨之臣。)  

        建平侯杜业上书诋曲陽侯根、高陽侯薛宣、安昌侯张禹而荐朱博。帝少而闻知王氏骄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且优之。后月余,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陽侯,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及根兄子成都侯况,亦聘取故掖庭贵人以为妻,皆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于是天子曰:“先帝遇根、况父子,至厚也,今乃背恩忘义!”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归国;免况为庶人,归故郡。根及况父商所荐举为官者皆罢。(一朝天子一朝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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