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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汉纪三十六(3)---刘秀度田政策  

2016-02-02 16:01:11|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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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秀欲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   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刘秀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度田。最后困难重重,光武只得不了了之,度田以失败告终。但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
        西汉初期,当时农夫普遍为百亩五口之家。 《史记?高祖功臣侯年表》载:“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最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史记?货殖列传》谓:“封者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所谓“岁率户二百”,乃是对每一农户年应交租税折合成现钱的约数,从中可见当时国家自耕农的普遍。西汉时期地主阶级逐步形成,土地兼并浪潮出现,农民土地被兼并而僚地主势力不断发展,同时政府对豪强、商贾地主势力的打击也是不遗余力的,采用了没收逾制田宅、强迫徙居实陵、财产算缗告缗等手段,尤其是“代表汉政权的‘酷吏’对战国以来旧势力的地主豪强的攻击,差不多贯穿着西汉一代。”它不但以打击强宗大族来巩固中央集权,而且也要不断维持自耕农的经济格局来保护国家的财政运作。至西汉末年,朝政腐败而官僚地主势力膨胀,尽管制定了限田令,然而哀帝“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均田之制,从此堕坏。”(注: 《汉书?王嘉传》。)
          随着王莽王田制的失败,刘秀度田令的不了了之,东汉政权与豪强地主势力妥协,用刘秀的话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注:《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虽然政府也时春分田与贫民之举,如《后汉书?明帝纪》载:永平九年(66 年) “诏郡国以公田赐贫人各有差。”但由于对土地兼并采取放任政策,加上朝政的日益腐败,土地财富大量集中于贵戚豪门和宦官集团的手中,自耕农经济遭受很大打击。东汉后期,豪强地主常借血缘关系为号召,聚结起数百上千家的宗族亲属,并建立自己的武装,其中包括大批徒附、佃客、部曲和奴隶,形成一种相当强大的地方势 力。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至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许多营堑、堡垒、坞壁之类地方豪强的军事实体与地主庄园,内部有田园、陂池、山林、牧场及小作坊等,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有些类似西方中世纪的领主庄园,集政治经济军事于一身,只是前者的主人并非封君人封臣,且带有一定的血缘家族纽带。
        刘秀度田就是清丈土地,包括核实户口。度田的目的是增加政府租税和赋役的收入,在封建社会度田是中央政府为了统一生产资料,进而获得经济上的统一。刘秀在建武十五年(公元三九年)下令度田。一方面把农民的土地和人数登记起来,以便收租征役;另一方面,对地方豪强田庄中的土地和劳动力也需要丈量和核实,以便增加政府收入。但"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后汉书》卷二一《刘隆传》)的道理度田官吏都清楚,根本不敢如实度田。另外,那些既非"近臣",又非"帝亲"的地方豪强地主,也凭借财势和度田官吏勾结,大量隐瞒土地。同时,度田官吏还尽量把地主的租税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连他们住宅的村落也丈量在内,引起了农民的反抗。刘秀知道度田不实的情况后,进行了惩罚,"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记》)但这更引起了豪强地主的不满,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 处处并起" ( 《后汉书》 卷一下 《光武帝记》 ) 。这样,刘秀度田同时引起了农民和地方豪强的反抗。刘秀面对这种局面,在对豪强地主妥协的前提下,软硬兼施,把反抗平息下去,同时又不得不取消 度田。
 
汉纪三十六(3)---刘秀度田政策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3]诏遣中郎将段彬、副校尉王郁使南匈奴,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使者令单于伏拜受诏,单于顾望有顷,乃伏称臣。拜讫,令译晓使者曰:“单于新立,诚惭于左右,愿使者众中无相屈折也。”诏听南单于入居云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将,将兵卫护之。(匈奴更像一个集体,一个汉朝的下属,不像独立国家,汉似乎常派人前往宣召,干涉内务。
 
  [4]夏,南单于所获北虏左贤王将其众及南部五骨都侯。合三万余人畔归,去北庭三百余里,自立为单于。月余,日更相攻击,五骨都侯皆死,左贤王自杀,诸骨都侯子各拥兵自守。
  
  [5]秋,南单于遣子入侍。诏赐单于冠带、玺绶、车马、金帛、甲兵、什器。又转河东米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之。令中郎将将弛刑五十人,随单于所处,参辞讼,察动静。单于岁尽辄遣奉奏,送侍子入朝,汉遣谒者送前侍子还单于庭,赐单于及阏氏、左·右贤王以下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弛刑,补治城郭,发遣边民在中国者布还诸县,皆赐以装钱,转给粮食。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乃悔前徙之。
  
  [6]冬,南匈奴五骨都侯子复将其众三千人归南部,北单于使骑追击,悉获其众。南单于遣兵拒之,逆战不利,于是复诏单于徙居西河美稷,因使段彬、王郁留西河拥护之,令西河长史岁将骑二千、弛刑五百人助中郎将卫护单于,冬屯夏罢,自后以为常。南单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诸部王,助汉捍戍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皆领部众,为郡县侦逻耳目。北单于惶恐,颇远所掠汉民以示善意,钞兵每到南部下,还过亭候,辄谢曰:“自击亡虏日逐耳,非敢犯汉民也。”
 
  二十七年(辛亥、51)[1]夏,四月,戊午,大司徒玉况薨。
 
  [2]五月,丁丑,诏司徒、司空并去“大”名,改大司马为太尉。骠骑大将军行大司马刘隆即日罢,以太仆赵熹为太尉,大司农冯勤为司徒。
 
  [3]北匈奴遣使诣武威求和亲,帝召公卿廷议,不决;皇太子言曰:“南单于新附,北虏惧于见伐,故倾耳而听,争欲归义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虏,臣恐南单于将有二心,北虏降者且不复来。”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
  
  [4]朗陵侯臧宫、杨虚侯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究则稽首,安则侵盗。虏今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当中国一郡,万里死命,县在陛下;福不再来,时或易失,岂宜固守文德而堕武事乎!今命将临塞,厚县购赏,喻告高句骊、乌桓、鲜卑攻其左,发河西四郡、天水、陇西羌·胡击其右,如此,北虏之灭,不过数年。臣恐陛下仁恩不忍,谋臣狐疑,令万世刻石之功不立于圣世!”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惶,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恒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自是诸将莫敢复言兵事者。
  
  [5]上问赵熹以久长之计,熹请遣诸王就国。冬,上始遣鲁王兴、齐王石就国。
 
  [6]是岁,帝舅寿张恭侯樊宏薨。为人,谦柔畏慎,每当朝会,辄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所上便宜,手自书写,毁削草本;公朝访逮,不敢众对。宗族染其化,未尝犯法。帝甚重之。及病困,遗令薄葬,一无所用。以为棺柩一藏,不宜复见,如有腐败,伤孝子之心,使与夫人同坟异藏。帝善其令,以书示百官,因曰:“今不顺寿侯意,无以彰其德;且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开明的古代丧葬制度。)
  
  二十八年(壬子、52)[1]春,正月,己巳,徙鲁王兴为北海王;以鲁益东海。帝以东海王强去就有礼,故优以大封,食二十九县,赐虎贲、旄头,设钟之乐,拟于乘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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