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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晴的光痕 薪的火花 诗的余韵 竹的烙印

 
 
 

日志

 
 

汉纪三十八(2)---白虎通  

2016-02-09 15:42:22|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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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79年),因为古文经的兴起以及谶纬的发展,政治思想和学术领域出现了诸多复杂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汉章帝在东汉都城洛阳的北宫——白虎观,召开会议,即白虎观会议,讨论儒家五经的异同问题,此次会议的成果就是《白虎通义》。
        在《后汉书·章帝纪》中记载了汉章帝召开白虎观会议的原因:诏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汉承暴秦,褒显儒术,建立五经,为置博士……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繁多,议欲减省……欲使诸儒共正经义……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于白虎观,讲议五经异同,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
        《后汉书·杨终传》对此有更为简洁的说明:终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召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
        《旧唐书·经籍志》述,《白虎通义》为汉章帝所著;《新唐书·艺文志》说,它是由班固等人撰写的。
        《白虎通义》内容上的主要特色就是“通”,即兼收今、古文经义,而且兼蓄各家师法。但也正是因为它追求“通”,所以也就不免会“杂”。作为一个社会的特定意识形态,只有“杂”才能包罗万象,只有“通”才可以解释一切,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其必须通过“杂博”来增强其解释现实的有效性。
       《白虎通义》在形式上以“问题”为中心,对一个一个问题或是典章制度的“经学”回答,即首先是对经义的解释,然后再引用经典作为证据加以论证。首先,在经文的解释上,《白虎通义》主要使用了“训诂”的方法,通过对“名号器物”进行文化上的解读来凸显其中所蕴涵的意义。顾颉刚先生说:“从以上的记载里,使我们知道,章帝钦定的经学概论,其所承受的时代思潮有两大支:一支是谶纬;一支是训诂。”其次,《白虎通义》在儒家经典的引用上也有自己的特色:一方面引用“经典”的次数多,基本上每一条下面都会引用大量的经典来作为依据,充分体现了汉儒强烈的“宗经据典”的依附心理,有时候甚至到了对经典顶礼膜拜的程度。另一方面,《白虎通义》在所引经典上又多种多样,无论今文、古文还是谶纬都有引用,这说明东汉时期在“经典”的范围上已有所扩大,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儒家的视野,这与前面所讲的“宗经据典”式的僵化思维方式正好形成了互补,也许正是这种互补性才使得经学能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得到调整,从而能为现实社会提供持久性的支持,这种永恒性和时代性的结合正是经学得以长期存在并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

         《白虎通义》对天子“神化”。为了尽快完成政局和社会的稳定,东汉王朝所做的第一步即是“正名”,包括思想文化上的“正名”和政治制度上的“正分”。而作为东汉经学集大成者《白虎通义》,其中记录着“正名”的全部内容。“天”是大多朝代都会寻求的政权合法性的依托,自然东汉王权也会按照“天意”施政。儒者还通过对“名号器物”进行道德化的解释,以营造充满道德气息的社会文化道德氛围,从而实现思想文化上的“正名”。除此之外,被赋予至高无上地位的“礼乐制度”在东汉的重建,以实现政治制度上的“正分”。正是这样一步步的“正名”、“正分”,最终实现君主权力的稳定,实现对王权的高度认可,把东汉君主推向不可置否的神圣地位,以实现君主的“神化”。
         (一)  天子之名的“神化”。在王朝建立初期,面对长期战乱所带来的思想和政治秩序上的混乱,“正名”成为统治者寄予厚望的政治手段。正如《论语·子路》篇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儒者的“正名”就是用“名”来“规定”甚至“改变”现实中的“实”,即用理想的道德价值之“名”去规范和改变现实生活中的“混乱之实”。
        《白虎通义》社会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是君主的神圣地位问题。只有最高统治者才被称之为“天子”。这里所谓的“天子”,乃是一种爵称,“以其俱命于天”。“天子”的神灵之性,是与生具有的,受命任职也是必然的,天经地义的、无可变更的。
通过天人关系,君主受天命而得治天下之权。按照“天意”施政是汉儒的最高政治原则。由此,君主在一定位置和等级序列之中按照自己的角色规范进行施政。《白虎通义》中的“天人关系”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是“受天命而王”,这是专制王朝存在的根据。任何一个王朝只是受命才能成王,也只有证明了自己的王朝是天命所归才具有同理天下的合法性。在《白虎通义·爵》中它论证君权的神授的,“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既然君主是受天命而王,那么君主就应该向“天”负责。如《白虎通义》中:“王法天诛者,天子自出者,以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谋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同时君主也要尽力协理天人之道,以维护天地之间的和谐。即做到“与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时合序,鬼神合吉凶。”
       (二)  以“制礼”实现天子“神化”。《白虎通义》中儒家通过“制礼”来具体实现天子的神化,这首先包括了,对“名号器物”的道德之义赋予以正天子之名,来实现君主统治的合法化。其次,包括了制定具体而完整的“礼制规范”,正如东汉的鲁丕所说:“正名之道,所以明上下之称,班爵号之制,定卿大夫之位也”。儒家正是通过了思想上的“正天子之名”和制度上的“定各等级之分”来实现了天子的“神化”。
        首先,以“礼乐”正天子之名。汉儒们在《白虎通义》中,给予了那些本无多少道德含义的“名号器物”以及“礼乐制度”一些列的到的解释。这样一方面加强了儒家所提倡的“礼乐制度”道德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在对于现实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引导和规范上,具有道德内涵的“名号器物”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最终实现了儒家的礼乐教化。
        在《白虎通义》中,汉儒对许多“名号”作了相当浓厚的道德解释。首先表现在人的“姓氏”上。“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闻其氏即可知,所以勉人为善也。” “姓氏”的作用主要是在表明功德,起到勉励人们为善的作用,这样就能够实现其教化的社会功能。
        其次,表现在王朝所赐的“爵号”上。“爵号”要和 “功德”具有一致性,只有如此才能实现“爵号”对于社会的教育和引导功能。 “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
       最后,表现在“谥号”的意义上。“谥号”是对一个人生前道德实践的总结和论定,谥号本身就充满了强烈的道德意蕴。“谥者,何也?谥之为言引也,引烈行之迹也。所以进劝成德,使上务节也。故《礼·郊特牲》曰:‘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此言生有爵,死当有谥也。死乃谥之何?……言人行终始不能若一,故据其终始,从可知也。《士冠经》曰:‘死而谥今也。’所以临葬而谥之何?因众会,欲显扬之也。”
        除“名号”之外,“器物”也具有其自身的道德意蕴。“器”是特定社会地位的人所使用的特定器物,代表着本人所享有的特权和待遇,所以传统社会在礼制等级及其器物的享用上就格外谨慎。汉儒在《白虎通义》中编制了一个包括“名号”、“器物”在内的枞横交错的道德网络,这使得一方面加强了现世统治者的道德压力和道德约束,另一方面,也使得现世的礼治等级秩序在道德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儒家“正名”理论的双重功效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实现。

       《白虎通义》的神学政治观为东汉社会秩序的巩固提供了可效之法,也为“名教”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并对后世中国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所谓“名教”,“就是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以之来进行‘教化’,即为之来辅助政治统治和实施思想统治。”
        《白虎通义》神学政治观对东汉社会的影响。在《白虎通义》的神学政治观中,“三纲五常”被其绝对化与神化,这为形成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奠定了基础。《白虎通义》从理论上对“三纲五常”作了更加充实的论证,为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更加坚实、合理的根据,同时也使其更加的制度化。
        在《白虎通义》神学政治观的指导下,东汉社会人伦道德观念明确,统治秩序稳定,具体表现在:其一,神学政治观中所提倡的“三纲五常”所强调的君臣、父子、夫妻都是具有对应性的,这有利于处理个人利益、家族利益、国家利益的关系,同时也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以及人际间的和谐。其所倡导的人伦观念对于个人自身的修养也提供了有益的指向。其二,“三纲五常”所代表的人伦观念是来源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这就构成了封建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的体系。在如此的一整套价值准则的规矩之中,人们的行为与心理都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促使社会有序状态的出现。这也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实现有效统治的方式,顺应了集权统治的需要,为巩固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统治秩序,提供了可效之法。
         然而《白虎通义》对于道德纲常的强调也给东汉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其一,一味的强调道德纲常造成了道德的虚假,成了封建统治者愚弄人民的工具。就以东汉的选举制度为例,在东汉选拔官员主要依靠的是察举、征辟两种方式,这种考核的方式除了注重士人学识之外,还要重视他的社会声誉。在这样的价值取向的引导之下,定会有一些人为了获得好的声誉而弄虚作假,这样的结果即影响了当时选举的公正性,同时败坏了社会的风气。“《晋书》所载,居丧过礼、庐墓积年、负土成坟、让产让财、抚养亲族、收恤故旧之士甚多,岂皆笃行,盖以要名也!”在此,虽是针对晋代的情况,但这种现象在东汉就已经普遍存在了,“虚伪”是神学政治观引导下所产生的弊端之一。
       《白虎通》还有一节专门讨论“辟雍”。“辟雍”是古代的一种学宫,男性贵族子弟在里面学习作为一个贵族所需要的各种技艺,在课程中居然还有性教育。
汉纪三十八(2)---白虎通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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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初,安夷县吏略妻卑种羌人妇,吏为其夫所杀,安夷长宗延追之出塞。种人恐见诛,遂共杀延而与勒姐、吾良二种相结为寇。于是烧当羌豪滇吾之子迷吾率诸种俱反,败金城在太守郝崇。诏以武威太守北地傅育为护羌校尉,自安夷徙居临羌。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陽。秋,八月,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将北军五校兵及诸郡射士三万人击之。第五伦上疏曰:“臣愚以为贵戚可封侯以富之,不当任以职事。何者?绳以法则伤恩,私以亲则违宪。伏闻马防今当西征,臣以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纤介,难为意爱。”帝不从。

  [5]起初,安夷县有官吏强抢羌人卑部落的妇女为妻,被那个妇女的丈夫杀死。安夷县长宗延追捕凶手,直至塞外。该部落的羌人害怕受到处罚,就一同杀掉宗延,而与勒姐、吾良两个部落联合,起兵叛变。在此形势下,烧当羌人部落首领滇吾的儿子迷吾便率领各部落一同造反,打败了金城太守郝崇。章帝下诏,任命武威太守北地人傅育为护羌校尉,由安夷迁往临羌。迷吾又和封养部落首领布桥等集结五万余人,一同进攻陇西、汉陽二郡。秋季,八月,章帝派代理车骑将军马防和长水校尉耿恭率领北军的越骑、屯骑、步兵、长水、射声等五校兵以及各郡的弓弩射手,共三万人,讨伐羌人。第五伦上书说:“我认为,对于皇亲国戚,可以封侯使他们富有,但不应当委派职务。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若是有了过失,以法制裁就会伤害感情,以亲徇私就会违背国法。听说马防如今将要率军西征,我认为,太后恩德仁慈,皇上至为孝顺,如果突然有了小差错,怕将难以维护亲情。”章帝不采纳他的意见。

  马防等军到冀,布桥等围南部都尉于临洮,防进击,破之,斩首虏四千余人,遂解临洮围;其众皆降,唯布桥等二万余人屯望曲谷不下。

  [6]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紫宫。

  [7]帝纳窦勋女为贵人,有宠。贵人母,即东海恭王女陽公主也

  [8]第五伦上疏曰:“光武承王莽之余,颇以严猛为政,后代因之,遂成风化;郡国所举,类多办职俗吏,殊未有宽博之选以应上求者也。陈留令刘豫,冠军令驷协,并以刻薄之姿,务为严苦,吏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议者反以为能,违天心,失经义;非徒应坐豫、协,亦宜谴举者。务进仁贤以任时政,不过数人,则风俗自化矣。臣尝读书记,知秦以酷急亡国,又目见王莽亦以苛法自灭,故勤勤恳恳,实在于此。又闻诸王、主、贵戚,骄奢逾制,京师尚然,何以示远!故曰:‘其身不正,虽令不行。’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上善之。伦虽天性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论议每依宽厚云(执政宽严谈。)。

  三年(戊寅、78)[1]春,正月,己酉,宗祀明堂,登灵台,赦天下。

  [2]马防击布桥,大破之,布桥将种人万余降,诏征防还。留耿恭击诸未服者,斩首虏千余人,勒姐、烧何等十三种数万人,皆诣恭降。恭尝以言事忤马防,监营谒者承旨,奏恭不忧军事,坐征下狱,免官。

  [3]三月,癸巳,立贵人窦氏为皇后。

  [4]初,显宗之世,治呼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民苦役,连年无成,死者不可胜算。帝以郎中邓训为谒者,监领其事。训考量隐括,知其难成,具以上言。夏,四月,己巳,诏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训,禹之子也。

  [5]闰月,西域假司马班超率疏勒、康居、于、拘弥兵一万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斩首七百级。

  [6]冬,十二月,丁酉,以马防为车骑将军。

  [7]武陵中蛮反。

  [8]是岁,有司奏遣广平王羡、钜鹿王恭、乐成王党俱就国;上性笃爱,不忍与诸王乖离,遂皆留京师。

  四年(己卯、79)[1]春,二月,庚寅,太尉牟融薨。

  [2]夏,四月,戊子,立皇子庆为太子。

  [3]己丑,徙钜鹿王恭为江陵王,汝南王畅为梁王,常山王为淮陽王。

  [4]辛卯,封皇子伉为千乘王,全为平春王。

  [5]有司连据旧典,请封诸舅;帝以天下丰稔,方垂无事,癸卯,遂封卫尉廖为顺陽侯,车骑将军防为颍陽侯,执金吾光为许侯。太后闻之曰:“吾少壮时,但慕竹帛,志不顾命。今虽已老,犹戒之在得,故日夜惕厉,思自降损,冀乘此道,不负先帝。所以化导兄弟,共同斯志,欲令瞑目之日,无所复恨,何意老志复不从哉!万年之日长恨矣!”廖等并辞让,愿就关内侯,帝不许。廖等不得已受封爵而上书辞位,帝许之。五月,丙辰,防、廖、光皆以特进就第。(马太后如此谦逊谨慎,与马援教育、个人修养有关外,还与她无出,与皇帝非亲生有关。)

  [6]甲戌,以司徒鲍昱为太尉,南陽太守桓虞为司徒。

  [7]六月,癸丑,皇太后马氏崩。帝既为太后所养,专以马氏为外家,故贾贵人不登极位,贾氏亲族无受宠荣者。及太后崩,但加贵人王赤绶,安车一驷,永巷宫人二百,御府杂帛二万匹,大司农黄金千斤,钱二千万而已。

  [8]秋,七月,壬戌,葬明德皇后。

  [9]校书郎杨终建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帝从之。冬,十一月,壬戌,诏太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诸儒会白虎观,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作《白虎议奏》,名儒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羡皆与焉。固,超之兄也。

  五年(庚辰、80)[1]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举直言极谏。

  [2]荆、豫诸郡兵讨中蛮,破之。

  [3]夏,五月,辛亥,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已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这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4]戊辰,太傅赵熹薨。

  [5]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延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者;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殇,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徐干上疏,愿奋身佐超,帝以干为假司马,将弛刑及义从千人就超。(班家精英家族。

  先是莎车以为汉兵不出,遂降于龟兹,而疏勒都尉番辰亦叛。会徐干适至,超遂与干击番辰,大破之,斩首千余级。欲进攻龟兹,以乌孙兵强,宜因其力,乃上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帝纳之。

  六年(辛巳、81)[1]春,二月,辛卯,琅邪孝王京薨。

  [2]夏,六月,丙辰,太尉鲍昱薨。

  [3]辛未晦,日有食之。

  [4]秋,七月,癸巳,以大司农邓彪为太尉。

  [5]武都太守廉范迁蜀郡太守。成都民物丰盛,邑宇逼侧(城中房屋十分拥挤),旧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灾,而更相隐蔽,烧者日属(火灾连日不断)。范乃毁削先令,但严使储水而已。百姓以为便,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无襦rú,今五绔kù。(从前没有短上衣,今有五条裤子穿。)”

  [6]帝以沛王等将入朝,遣谒者赐貂裘及太官食物、珍果,又使大鸿胪窦固持节郊迎。帝亲自循行邸第,豫设帷床,其钱帛、器物无不充备。

  七年(壬午、82)[1]春,正月,沛王辅、济南王康、东平王苍、中山王焉、东海王政、琅邪王宇来朝。诏沛、济南、东平、中山王赞拜不名;升殿乃拜,上亲答之,所以宠光荣显,加于前古。每入宫,辄以辇迎,至省阁乃下,上为之兴席改容,皇后亲拜于内;皆鞠躬辞谢不自安。三月,大鸿胪奏遣诸王归国,帝特留东平王苍于京师。

  [2]初,明德太后为帝纳扶风宋杨二女为贵人,大贵人生太子庆;梁松弟竦sǒng有二女,亦为贵人,小贵人生皇子肇。窦皇后无子,养肇为子。宋贵人有宠于马太后,太后崩,窦皇后宠盛,与母陽公主谋陷宋氏,外令兄弟求其纤过,内使御者侦伺得失。宋贵人病,思生兔,令家求之,因诬言欲为厌胜之术,由是太子出居承禄观。夏六月,甲寅,诏曰:“皇太子有失惑无常之性,不可以奉宗庙。大义灭亲,况降退乎!今废庆为清河王。皇子肇,保育皇后,承训怀衽。今以肇为皇太子。”遂出宋贵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门蔡伦案之。二贵人皆饮药自杀,父议郎杨免归本郡。庆时虽幼,亦知避嫌畏祸,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怜之,敕皇后令衣服与太子齐等。太子亦亲爱庆,入则共室,出则同舆。(国乱起于家乱,累世不能鉴的教训。历史轮回,又出一妖孽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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