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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晴的光痕 薪的火花 诗的余韵 竹的烙印

 
 
 

日志

 
 

宋纪十五(三)---北魏法治  

2016-06-03 15:12:06|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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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中 国法制史,法制儒家化实际上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期法制演进的主要 内容。这一过程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以开元刊 定《永徽律疏》为终点 ,其间经历了汉魏、两晋、北魏、北齐等历 代统治者的不断推进。隋 唐诸多成熟的法律制度实际上都始于北魏,或者是北魏对现有的法律 制度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符合儒家纲常伦理,从而被沿用至隋唐。
        然 而,北魏以胡族入主中原,既面临着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差异所带 来的冲突与选择,又不谙中国国情,更缺乏经世治国的文化理念和方术,却仅用一百多年时间,集中地总结了秦汉魏晋和南朝封建法制的累累成果,创造性地加以发展,不仅适应了当时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 而且还为隋唐法制的完备和成熟提供了条件和依据。如此成就,北魏 法制儒家化功不可没。可以说,若无北魏法制上承前代之余绪,下开唐代之新风,便不可能出现被视为中华法系代表作之唐律,这便是北 魏法制儒家化地位重要之所在。       
        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467-499年)亲政后,推行汉化改革。他先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立三长法,实行均田制;参照南朝典章,修改北魏政治制度,严厉镇压反对改革的守旧贵族,处死太子元恂。汉化改革使鲜卑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大大发展,缓解了民族隔阂,史称“孝文帝中兴”。
        孝文帝太和年间的法制改革规定了北朝法制的发展方向,无不体现出隆礼仪、重教化、慎刑罚三环紧扣的总方针。儒家德刑相济、礼本刑用的理论被付诸实行,这不仅是对北魏建国百年法制加以反思和总结的结果,也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北朝法律从内容、结构、精神方面提高了礼法结合的层次,北朝法律制度的格局和风貌自此基本确定。
        拓跋宏是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军事家和改革家。他崇尚中国文化,实行汉化,禁胡服、胡语,改变度量衡,推广教育,改变姓氏并禁止归葬,提高了鲜卑人的文化水准,是西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结。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推行改革,制定了以儒家纲常为主线的北魏律,实现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各族文化在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中华法治文明的伟大复兴。
        “以罚代刑”鲜卑族习惯法
       “孝文帝改革以前,北魏大致处于国家形态的初级阶段,原始部落组织传统以及奴隶制性质的残余顽强地存在。”河南大学历史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玉洁说,“滋生于早期游牧文明的鲜卑习惯法对这一时期的法制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既是北魏法制建设的起点,又是北魏初期法制建设的直接渊源。同时,北魏政权还仿效十六国取鉴封建法制经验,对汉魏、两晋封建法制进行吸收和变革,胡汉结合,形成了北魏初期法制独有的二元特色,虽零碎不成系统,但正好是北魏孝文帝法制改革的历史基础。”
        鲜卑族是中国的一个古老民族,最初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两支。经过两次迁徙,至东汉末年占据了匈奴故地(即今阴山一带),组建起一个强大的军事联盟,这种游牧文明所孕育的早期民族法律文化构成了鲜卑法制的原始形态,它们对保障氏族发展和集体生活融洽具有无形的制约力,其中蕴涵着氏族成员必须共同遵守的某些行为规则,违犯者会遭到首领及部民的惩处,具有习惯法承载体的性质,是北魏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
         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拓跋什翼犍建立早期游牧政权——代。他筑城造官室,汉族士人燕凤、许谦受命制律,鲜卑刑法首次成文公告于世:当死者,听其家献金马以赎;犯大逆者,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男女不以礼交皆死;民相杀者,听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平之;无系讯连逮之坐;盗官物,一备五,私则备十。
        鲜卑对“大逆”罪犯的亲族,“男女无少长皆斩”。除外对于贻误战机的“误军期”行为,惩处严厉侔同“大逆”,“凡后期者皆举部戮之”,在鲜卑族逐渐演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地出现了“君国一体”的观念,体现在其成文刑法上则如“违大人言者,罪至死”。对于杀人行为,鲜卑习惯法区分杀外部落人和杀本部落人两种情况。杀外部落人,“残杀,令都落自相报,相报不止,诣大人平之,有罪者出其牛羊以赎死命,乃止”。而杀本部落人,被害人和加害人属于同一氏族部落,不能复仇,“与死家马牛四十九头及送葬器物”,以赔偿了结。这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发展阶段中的原始平等观念相吻合,而与封建法律弘扬宗法伦理是格格不入的。这是我国民族习惯法“以罚代刑”特点的反映。
         北魏建国后,兴立屯田,发展农业,到处网罗人才,帮助制定政治、礼仪、法律制度,使北魏逐渐巩固和强盛起来。经过多年领土扩张,北魏最终统一中国北方,与江东刘宋王朝对峙,形成了中国南北朝的局面。
       北魏前期的法制建设,基本上确立了重法治、肃威刑,因俗治民,切实便利的理国方针。其法制胡汉杂糅,重刑轻教。虽然严酷苛刻,仍收急效于政权巩固和北方统一。
        北魏建国之初,统治集团曾对探讨治国方术下过不少工夫。这一时期,北魏政治思想舞台是百家喧嚣、熙熙攘攘。阳儒阴法,重法肃刑的施政方针很自然地被纳入北魏最高统治者的视线。
        在加强对臣民思想控制的同时,北魏统治者还重视以法治国的作用。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国号甫定,道武帝即令三公郎中王德定律令,申科禁,垂法求治。此后修律制令不绝如缕。执行法律时,鲜卑族崇尚“壹刑”。“壹刑”既指有过必惩,不论亲疏贵贱;又指法不阿贵,论罪同断于法。虽已引进了礼别差等的观点,八议、官当也入律,但仅存于笔底纸上,鲜有遵用。
        为了维系鲜卑军事集团的凝聚力,北魏在吸收封建法律文化的同时,有意地保留了鲜卑法的实际效力。胡风汉制,杂糅相兼是魏初法制的突出特点。鲜卑法无复杂诉讼程序和司法审级。部落成员之间发生争讼,直接向大人酋长代表的法庭提起控诉,不存在所谓“越诉”之禁。北魏前期保持此传统,而且鼓励直诉。明元帝、太武帝、高宗都颁有诏令,听任百姓诣京城告“不如法”的地方守宰,控告贪赃受贿,不能公平断察狱讼的朝庭巡使。神麚律并列入了置登闻鼓便民直诉的内容,还特地建造了申诉车,令民邀车驾诉冤。
        “由此可见,北魏前期法制的儒家化只是对儒家文化的部分借鉴,而且多是迫于当前严峻形势的需要,只停留在儒家文化的表面,并没有触及儒家文化的精髓。”李玉洁肯定地说,“但毕竟这是北魏法制儒家化的一个开端,为以后孝文帝改革、系统地儒家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接着,李玉洁详细向记者讲述了北魏孝文帝的人生与改革。
         公元467年,拓跋宏生于当时的北魏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北),两年后被立为太子,即位时只有5岁。
         公元486年,孝文帝年满二十,正式主持朝政,也开始亲自动笔起草诏册。
        “拓跋宏完全掌握朝政后,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北魏首都从平城迁到洛阳。”李玉洁说,“他大力推行的改革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凝练地用一个短语概括——全盘汉化。迁都洛阳,表明了他全盘汉化的决心,也是他改革能够成功的一个转折与标志。”
       迁都洛阳后,北魏的汉化改革发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孝文帝不再满足于过去零打碎敲式的改革,而是加大力度与速度,以多侧面、全方位出击的态势,将汉族文化全盘拿来,为我所用。
         在内部改革的同时,拓跋宏念念不忘南北统一大业,最终于公元499年四月二十六死于军中,年仅33岁。
“后人对拓跋宏的看重、学者们对他的研究以及他在历史上所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并非他的武功,而在于他的文治——全盘汉化。”李玉洁说。接下来,她讲了孝文帝改革。
         “北魏太和年间(太和元年,即公元477年),孝文帝推行改革,制定了以儒家纲常为主线的北魏律,实现了以汉文化为主导的各族文化在更大范围的融合和中华法治文明的伟大复兴。”李玉洁说,“孝文帝改革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范围极其广泛,内容也极为丰富,总体概括起来有以下四点:第一,推行均田制。在均田制的同时又颁布了与之相联系的三长制和租调制。均田制使农民分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将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编户,保证了地主们的基本利益及土地私有制。而租调制则相对减轻了农民的租调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从另一方面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第二,实行官吏俸禄制,严惩贪污。吏治的败坏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同时也使统治阶级内部产生了矛盾。在这项改革措施中,以“治绩”的好坏为标准。整肃了官僚机构,巩固了封建统治。第三,迁都洛阳。为了接受汉族先进文化,加强对黄河流域的控制,孝文帝决定迁都洛阳。公元495年正式迁都洛阳。第四,革除鲜卑旧俗,接受汉族先进文化。主要内容有改官制、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定族姓、迁都洛阳等,这是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措施。这些改革措施以发展生产、缓和矛盾、巩固政权为目的,形成了以均田制为中心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制度。这些制度彼此影响,互相作用,有力促进了北魏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巩固了北魏的政权,为孝文帝后期推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奠定了基础,使西北地区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总汇,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孝文帝在进行政治、经济、军事改革的同时,对法治也进行了改革。
        吐故纳新改革法制
        “营国之本,礼教为先”。礼教是经制的核心和主体,囊括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切行为准则。礼教又是封建社会道德伦理之所在,无“礼”是为无“理”或无德。孝文帝深谙天下已定,备礼化民为治术之尚。他主动调整统治政策,高倡“营国之本,    礼教为先”,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明礼仪、定制度、移风易俗运动,为“开导兆人,致之礼数”服务。
         太和时期,北魏仿周礼重制祭祀之礼,造名堂、营太庙,有意识地强调祭祀之礼作为宗族结合精神支柱的特征。服丧违制即构成犯罪行为。朝廷三番五次奖励表彰孝悌,宣扬尊老养老,千方百计强化人们对礼德的认同感。太和七年下诏,同姓之间不得婚娶,“有犯以不道论”。仿古重定婚礼,著之律令,“犯者以违制论”,北朝自此首创了婚律。此时,德政礼治成为法制的规矩绳墨。
         礼入于法,创制阐礼。礼是儒家处理家庭宗法关系的准则,孝文帝以律阐礼,使之具有强制性约束力。
加重对不孝罪的惩罚。孝文帝之前,由于北魏还保留部落习惯法的因素,没有把家庭伦理关系放在一个很高的地位,所以北魏的法律对于不孝罪处罚较轻。到了孝文帝时期,为了稳固家庭关系,他加重了对不孝罪的处罚。孝文帝的这一改革,表明汉族儒家的伦理思想对北魏统治者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一时期,“不孝罪”的外延有所扩大,居父母丧而冒哀求仕,也要处以刑罚。延昌二年(公元513年),偏将军乙飞虎就因“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依律处刑五岁”。这些为以后不孝作为“重罪十条”以及“十恶”的重要组成部分起了重要的铺垫作用。
       创立了存留养亲制度。孝文帝时期规定:“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之令格。”存留养亲制度是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存留养亲制度的立法意图在于契合礼“老有所养,终有所送”的孝亲意蕴,既不否定罪犯罪责,而又体恤犯亲缺侍,情理相顾,占足新意,宣扬皇恩浩荡,深合礼为法鹄之旨。经过后世细致补充,更加完备,垂用千载。
         刑罚轻简,以求宽仁。北魏前期尚武君主倾心重法任刑,故而轻刑窒碍,刑酷难改。孝文帝则把刑罚目的由“以刑刑民”转向“以刑禁民”,把用刑“参详旧典,务从宽仁”作为法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北魏法制自此由严酷向宽缓转折。
罢门房之诛。北魏世祖时期的汉族地主崔浩因国书被诛案牵连到五个大家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震动比较大。孝文帝即位后,为了加强统治,需要不断与汉族地主融合,消除汉族地主对其的戒备心理;同时他也认识到一味残暴地杀戮只能激起人民的反抗和国人的不耻;而且一人犯罪牵连他人“违失《周书》父子异类”,所以他于“延兴四年六月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合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以后,非谋反、大逆、干纪、外奔,罪止其身而已。”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终于被废除了,从此在北朝的史籍记载上,门诛虽还偶尔出现,但已不是法内常刑。夷五族、夷三族之刑,从此绝迹。
         流刑列入五刑系列。汉文景二帝废除肉刑,本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刑罚文明化,但是又产生了“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的弊病。因此,自汉止晋,一直存在着肉刑存废之争。事实上,肉刑也并未被彻底废除,至南北朝时期,宫刑仍有适用,甚至作为替代死刑的一种刑罚,试图解决刑太重导致的社会矛盾。北魏建立后,将鲜卑用刑习惯加以扩大发扬,用流刑处置入死为重而入徒尤轻的犯罪。自此,其作为生死刑之间的中间刑的优越性日渐突出,地位遂冉冉上升。但此时,流刑非正刑,虽有适用但不普遍。太和十一年孝文帝审改有关死刑律条,大批死罪降减为流。太和十六年修刑律,孝文帝亲定徒刑流刑的适用范围,流刑自此入律成为正刑,从此,以死、流、徒、鞭、杖为内容的封建五刑体系得以确立,并经后世发展完善,影响千余年。流刑列入主刑体系,有利于严格地衡量犯罪的轻重差异,克服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轻度犯罪重刑化、罪刑严重失衡的现象,可从刑罚体系的改造上保证缩小死刑的适用,遏制肉刑的恶性发展,不失为封建刑罚体系发展中具有积极意义的重大举措。
        废除裸体而斩的规定。长期以来,北魏在行斩之时,犯人要上身裸露,虽有“入死者绞”的规定,但是斩刑依然是常用的刑罚。孝文帝认为:“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并下诏:“民由化穆,非严刑所制。防之虽峻,陷者弥甚。今犯法至死,同入斩刑,去衣裸体,男女亵见。岂齐之以法,示之以礼者也。今具为之制。”这样,受戮者免受裸骸之耻,同时不污风化。
       “孝文帝的法制改革继承了以德治化民功能为底蕴的儒术传统,改造总结北魏前期法制,同时为北魏后期以及北齐、北周的法制建设规定了方向。”李玉洁分析说,“北朝封建法制儒家化运动遵循着太和改革的思路,走向深入和全面。可以说,太和年间的改革对北朝法制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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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遣使如魏。
    
          冬,十月,癸酉,割南兖、豫州之境置徐州,治钟离。
    
         魏上皇将入寇,诏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户收租五十石以备军粮。
    
        魏武都氐反,攻仇池,诏长孙观回师讨之。
   
        武都王杨僧嗣卒于葭芦,从弟文度自立为武兴王,遣使降魏;魏以文度为武兴镇将。
   
        十一月,丁丑,尚书令袁粲以母忧去职。
   
        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怀州。枋头镇将代人薛虎子,先为冯太后所黜,为门士。时山东饥,盗贼竞起,相州民孙诲等五百人称虎子在镇,境内清晏,乞还虎子。上皇复以虎子为枋头镇将,卽日之官,数州盗贼皆息。
   
        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乙巳,江州刺史桂阳王休范进位太尉。
    
        诏起袁粲,以卫军将军摄职,粲固辞。
    
        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镇二部敕勒应之。
   
        魏州镇十一水旱,相州民饿死者二千八百余人。
    
        是岁,魏妖人刘举聚众自称天子。齐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讨斩之。平原,提之子也。
    
         苍梧王元徽二年(甲寅,公元四七四年)
    
        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贺以疾罢。
    
        二月,甲辰,魏上皇还平城。
    
          三月,丁亥,魏员外散骑常侍许赤虎来聘。
    
        夏,五月,壬午,桂阳王休范反。掠民船,使军队称力请受,付以材板,合乎装治。数日卽办。丙戌,休范帅众二万、骑五百发寻阳,昼夜取道;以书与诸执政,称:“杨运长、王道隆蛊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无罪被戮,望执录二竖,以谢冤魂。”
    
        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驰下告变,朝廷惶骇。护军褚渊、征北将军张永、领军刘勔、仆射刘秉、右卫将军萧道成、游击将军载明宝、骁骑将军阮佃夫、右军将军王道隆、中书舍人孙千龄、员外郎杨运长集中书省计事,莫有言者。(尽皆废物?)道成曰:“昔上流谋逆,皆因淹缓致败,休范必远惩前失,轻兵急下,乘我无备。今应变之术,不宜远出;若偏师失律,则大沮众心。宜顿新亭、白下,坚守宫城、东府、石头,以待贼至。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自然瓦解。我请顿新亭以当其锋,征北守白下,领军屯宣阳门为诸军节度;诸贵安坐殿中,不须竞出,我自破贼必矣!”因索笔下议。众并注“同”。(就看萧道成一人做戏,且看出“千里孤军,后无委积,求战不得”的败端。)孙千龄阴与休范通谋,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道成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新亭旣是兵冲,(新亭在六朝时最为著名,是为建康宫城的南北门户。南京市安德门菊花台。)所欲以死报国耳。常时乃可屈曲相从,今不得也!”坐起,道成顾谓刘勔曰:“领军已同鄙议,不可改易!”袁粲闻难,扶曳入殿。卽日,内外戒严。
    
        道成将前锋兵出屯新亭,张永屯白下,前南兖州刺史沈怀明戍石头,袁粲、褚渊入卫殿省。时仓猝不暇授甲,开南北二武库,随将士意所取。
    
        萧道成至新亭,治城垒未毕,辛卯,休范前军已至新林。道成方解衣高卧以安众心,徐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宁朔将军高道庆、羽林监陈显达、员外郎王敬则帅舟师与休范战,颇有杀获。壬辰,休范自新林舍舟步上,其将丁文豪请休范直攻台城。休范遣文豪别将兵趣台城,自以大众攻新亭垒。道成率将士悉力拒战,自巳至午,外势愈盛,众皆失色,道成曰:“贼虽多而乱,寻当破矣。”
    
        休范白服,乘肩舆,自登城南临沧观,以数十人自卫。屯骑校尉黄回与越骑校尉张敬儿谋诈降以取之。回谓敬儿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杀诸王!”敬儿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办事,当以本州岛相赏。”乃与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称降。休范喜,召至舆侧,回阳致道成密意,休范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为质。(休范果然愚蠢。)二子至,道成卽斩之。休范置回、敬儿于左右,所亲李恒、钟爽谏,不听。时休范日饮醇酒,回见休范无备,目敬儿;敬儿夺休范防身刀,斩休范首,(刘休范(448-474年),字休范,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市)。南朝宋宗室大臣,宋文帝第十八子,母为荀美人。谨涩无才,孝建三年,封顺阳王。大明元年,改封桂阳王。泰始六年,迁骠骑大将军、江州刺史,累拜太尉。元徽二年(474年),举兵叛乱,为萧道成部将黄回所杀,时年二十七岁。好容易活下来,又送上门寻死。)左右皆散走。敬儿驰马持首归新亭。
    
       道成遣队主陈灵宝送休范首还台。灵宝道逢休范兵,弃首于水,挺身得达,唱云“已平”,而无以为验,众莫之信。休范将士亦不之知,其将杜黑骡攻新亭甚急。萧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萧惠朗帅敢死士数十人突入东门,至射堂下。道成上马,帅麾下搏战,惠朗乃退,道成复得保城。惠朗,惠开之弟也,其姊为休范妃。惠朗兄黄门郎惠明,明为道成军副,在城内,了不自疑。
    
        道成与黑骡拒战,自晡达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复相闻。将士积日不得寝食,军中马夜惊,城内乱走。道成秉烛正坐,厉声呵之,如是者数四。
    
        丁文豪破台军于皂荚桥,直至朱雀桁héng,háng南,杜黑骡亦舍新亭北趣朱雀桁。右军将军王道隆将羽林精兵在朱雀门内,急召鄱阳忠昭公刘勔于石头。勔至,命撤桁以折南军之势,道隆怒曰:“贼至,但当急击,宁可开桁自弱邪!”勔不敢复言。道隆趣勔进战,勔渡桁南,战败而死。(刘勔(?-474年),字伯猷,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南北朝时期南朝宋著名将领。祖刘怀义,始兴太守。少有志节,兼好文义。元嘉二十七年,索虏南侵,除宁远将军、绥远太守。萧简据广州叛乱。广州刺史宗悫引为军府主簿,以功封大亭侯,除员外散骑侍郎。参与平定刘诞、刘子勋、殷琰叛乱,积功为郁林太守,拜太子右卫率,封鄱阳县侯,迁右卫将军,行豫州刺史,加都督。后征拜散骑常侍、中领军。宋明帝临崩,受顾命为守尚书右仆射、中领军。刘休范作乱,兵至建邺,刘勔力战死之。事平,追赠司空,谥号昭公。)黑骡等乘胜渡淮,道隆弃众走还台,黑骡兵追杀之。(王道隆,吴兴乌程人。他的哥哥王道迄,读了一些书,会书法,外表又很俊俏。吴兴太守王韶之对人说:“如有兄弟儿子像王道迄这样的,就什么也不缺少。”始兴王刘浚用他当世子的老师。又因为会写字补任中书令史。)黄门侍郎王蕴重伤,踣于御沟之侧,或扶之以免。蕴,景文之兄子也。于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台城已陷”,白下、石头之众皆溃,张永、沈怀明逃还。宫中传新亭亦陷,太后执帝手泣曰:“天下败矣!”
    
        先是,月犯右执法,太白犯上将,或劝刘勔解职。勔曰:“吾执心行己,无愧幽明,若灾眚必至,避岂得免!”勔晚年颇慕高尚,立园宅,名为东山,遗落世务,罢遣部曲。萧道成谓勔曰:“将军受顾命,辅幼主,当此艰难之日,而深尚从容,废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从而败。(评价,乱世偷闲。)
    
        甲午,抚军长史褚澄开东府门纳南军,拥安成王准据东府,称桂阳王敎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渊之弟也。杜黑骡径进至杜姥宅,中书舍人孙千龄开承明门出降,宫省恇忧。时府藏已竭,皇太后、太妃剔取宫中金银器物以充赏,众莫有鬬志。
    
        俄而丁文豪之众知休范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厉声曰:“我独不能定天下邪!”许公舆掌桂阳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诣萧道成垒投刺者以千数。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谓曰;“刘休范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冈下。身是萧平南,诸君谛视之,名刺皆已焚,勿忧惧也。”(道成其实赢的侥幸偶然,完全是休范自己作靶子,此事又一例。)
    
       道成遣陈显达、张敬儿及辅师将军任农夫、马军主东平周盘龙等将兵,自石头济淮,从承明门入卫宫省。袁粲慷慨谓诸将曰:“今寇贼已逼而众情离沮,孤子受先帝付托,不能绥靖国家,请与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马,将驱之。于是陈显达等引兵出战,大破杜黑骡于杜姥宅,(杜姥宅为起自东晋且在历史文献中多有提及的著名宅院。)飞矢贯达目。丙申,张敬儿等又破黑骡等于宣阳门,斩黑骡及丁文豪,进克东府,余党悉平。萧道成振旅还建康,百姓缘道聚观,曰:“全国家者,此公也!”道成与袁粲、褚渊、刘秉皆上表引咎解职,不许。丁酉,解严,大赦。
    
        柔然遣使来聘。
    
        六月,庚子,以平南将军萧道成为中领军、南兖州刺史,留卫建康,与袁粲、褚渊、刘秉更日入直决事,号为“四贵”
   
        桂阳王休范之反也,使道士陈公昭作天公书,题云“沈丞相”,付荆州刺史沈攸之门者。攸之不开视,推得公昭,送之朝廷。及休范反,攸之谓僚佐曰:“杜阳必声言我与之同。若不颠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乃与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晋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张兴世同举兵讨休范。休范留中兵参军毛惠连等守寻阳,燮遣中兵参军冯景祖袭之。癸卯,惠连等开门请降,杀休范二子,诸镇皆罢兵。景素,宏之子也。
   
        乙卯,魏诏曰:“下民凶戾,不顾亲戚,一人为恶,殃及阖门。朕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谋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于是始罢门、房之诛。(这是法律上的巨大进步,有条件废除株连。)

        魏显祖勤于为治,赏罚严明,慎择牧守,进廉退贪。诸曹疑事,旧多奏决,又口传诏敕,或致矫擅。上皇命事无大小,皆据律正名,不得为疑奏;(依法办事,以法律为准绳。)合则制可,违则弹诘,尽用墨诏,由是事皆精审。尤重刑罚,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系积年。羣臣颇以为言,上皇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于仓猝而滥乎!夫人幽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尔。”由是囚系虽滞,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长奸,故自延兴以后,不复有赦。(北魏建立初级法治社会
  
        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为邵陵王。
    
        乙酉,加荆州刺史沈攸之开府仪同三司,攸之固辞。执政欲征攸之而惮于发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谓曰:“公久劳于外,宜还京师。任寄实重,未欲轻之;进退可否,在公所择。”攸之曰:“臣无廊庙之资,居中实非其才。至于扑讨蛮、蜑dàn,克清江、汉,不敢有辞。虽自上如此,去留伏听朝旨。”乃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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