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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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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在地理中尋覓文學  

2016-06-30 14:27:41|  分类: 一方美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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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學地理﹐是從地理的角度觀察和研究文學的一種方法。
  文學地理包含三個基本範疇﹕地理元素(如水)﹐文化內涵與美學意識﹐地理對作家的影響。簡之﹐對作家﹑讀者與研究者而言﹐地理是一個真實﹑具體的信息“場”﹐既可以提供已往的歷史﹐也可以提供鮮活的現實﹐可以撫摸﹑感受﹑憑弔diào﹑研究﹐不是虛擬的環境描寫可以替代的。
  文學地理中的地理﹐包括自然與人文兩個方面。文學地理不過是人類與地理的一種特殊關係﹐即地理與人類的文學關係而已。

  清晰與模糊的地理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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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竺山
  我國是詩的國度﹐以“地理”作為題目﹐並以此為吟哦對象的優秀篇章不勝枚舉。例如﹐李白的《望廬山瀑布》﹑孟浩然的《臨洞庭湖贈張丞相》﹑張繼《寒山寺》與蘇軾的《題西林壁》﹐等等。其中﹐廬山瀑布﹑洞庭湖是自然地理﹔寒山寺與西林寺是人文地理﹐這些以地理為題的詩﹐至今給我們以說不盡的閱讀情趣與審美意味。
  在這些詩歌中﹐有一首引起了我的格外注意。
  紹聖元年(1094)蘇軾被貶官惠州(今廣東惠陽)﹐途經虔州(今江西贛州)。7年以後﹐蘇軾遇赦北歸﹐再次路過虔州﹐遊覽了天竺寺。在天竺寺﹐蘇軾特意拜望白居易手書的一首七律。他說﹐12歲時即聽父親蘇洵說過這幅手跡﹐47年後﹐“予來訪之﹐則詩已亡﹐有石刻存耳”。這一年蘇軾59歲﹐正當人生暮年﹐感慨身世而悲不自禁。白居易的哪一首詩﹐讓他如此感念﹑悲傷呢﹖
一山門作兩山門﹐兩寺原從一寺分。
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
前臺花發後臺見﹐上界鐘聲下界聞。
遙想吾師行道處﹐天香桂子落紛紛。
  詩的題目是《寄韜光禪師》。韜光禪師原是杭州天竺寺的一位高僧﹐後來很可能到了虔州﹐把白居易贈送他的這幅手跡攜到了這裡。蘇洵曾經見過白居易這首詩的手書﹐說是“筆勢奇異﹐墨跡如新”。此外﹐此詩“連珠疊璧”式的句式﹐也讓蘇軾讚嘆不已。而我感興趣的是在這奇妙句式之中的地理元素。去過杭州的人知道﹐西湖三面環山﹐以天竺山為頂端﹐分出南北兩支山脈。北山的一支﹐從天竺山逶迤而下﹐至飛來峰為止。飛來峰旁邊便是著名的靈隱寺。這一帶﹐除靈隱寺外﹐還有三座寺院﹐即上﹑中﹑下三座天竺寺。其中﹐下天竺原來是靈隱寺的翻經院﹐唐永泰年間賜額﹐成為一所獨立的寺院﹐即“兩寺原從一寺分”。北山與南山隔澗而立﹐其山勢是西南高而東北低﹐山澗中的溪水自西南向東北流淌﹐這就是“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的地理基礎。而在人文地理方面﹐三座天竺寺﹐分佈在高低不同的地方﹐自然是“上界鐘聲下界聞”。
  總之﹐白詩中的這些地理元素﹕東澗﹑西澗﹐南山﹑北山﹐前臺﹑後臺﹐上界﹑下界﹐通過水流﹑雲起﹑花發﹑鐘聲而指向清晰﹐將原本對立的地理元素﹐通過整飭的對仗﹐融為一體而煥發盎然的禪機。(分散元素一禅连起。)劉勰雲﹕“寫氣圖貌﹐既隨物以宛轉﹔屬彩附聲﹐亦與心而徘徊。”祗要是神與物游﹐詩人的感興自然會在“流連萬象之際”而“聯類不窮”。
白居易的這首詩對後世影響很大﹐蘇軾祗是其中一人﹐看過這首詩後﹐他也吟誦了一首七律﹕“香山居士留遺跡﹐天竺禪師有故家。空詠連珠吟疊璧﹐已亡飛鳥失驚蛇。林深野桂寒無子﹐雨浥山姜病有花。四十七年真一夢﹐天涯流落淚橫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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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伊豆的舞女”雕像

  我們再來看一部國外的小說。《伊豆的舞女》是日本作家川端康成的成名作。小說講述一個青年學生﹐邂逅一個年少舞女﹐由此產生了朦朧的愛慕之情。川端後來評論自己這篇小說是一個簡單的作品﹐“與其說是有意識的作為﹐毋寧說是自然的流露”。美好的純真與甜蜜的傷感是《伊豆的舞女》感動一代又一代年輕讀者的魅力所在吧。
  當然還有一個元素應予以關注﹐即地理元素。小說以天城嶺作為故事背景﹐從天城嶺北麓到南麓的下田為止。
  我獨自到伊豆旅行﹐已是第四天了。在修善寺溫泉歇了一宿﹐在湯島溫泉住了兩夜﹐然後登著高齒木屐爬上了天城山。重疊的山巒﹐原始的森林﹐深邃的幽谷﹐一派秋色﹐實在讓人目不暇接。可是﹐我的心房卻猛烈跳動﹐因為一個希望在催促我趕路。
  “我”好不容易爬到“天城嶺北口的一家茶館”﹐見到了舞女一行。“我”後來知道了那個二十五六歲的漢子叫榮吉﹐是舞女的哥哥﹐四十多歲的婦女是舞女的母親﹐而兩個年輕女人一個是榮吉的妻子﹐另一個是榮吉僱來的。“我”與舞女初次見面是在去“湯島”的途中﹐“她們正去修善寺﹐是在湯川橋附近遇見的”。在天城嶺茶館﹐“我”有意讓舞女一行先走﹐之後再去追趕﹐穿過一條“黑魆魆的隧道”追上了她們。
  穿過隧道就是天城嶺的南麓﹐“過了荻乘﹑梨本等寒村小莊﹐山腳下湯野的草屋頂﹐便跳入了眼簾”﹐“我和大家一起登上客店的二樓﹐把行李卸了下來”。“舞女從樓下端茶上來。她剛在我的面前跪坐下來﹐臉就臊紅了﹐手不停地顫抖﹐茶碗險些從茶碟上掉下來﹐於是她就勢把它放在鋪席上了。茶碗雖沒落下﹐茶卻灑了一地。看見她那副羞澀柔媚的表情﹐我都驚呆了。”夜晚暴雨聲中隱約傳來咚咚的鼓聲﹐良久又傳來三弦的琴聲﹐“我明白了﹐藝人們被召到小客店對面的飯館﹐在宴會上演出”。“我”擔心舞女﹐每次聽到鼓聲“心胸就豁然開朗”﹕“啊﹐舞女還在席上坐著敲鼓呢。”不久傳來雜沓的腳步聲﹐我又“心煩意亂”﹐猜測“那舞女今晚會不會被人玷污呢”。
  離開湯野﹐“我”和舞女一行來到下田﹐住在下田北入口不遠的“甲州屋”小客店。動身的那天﹐榮吉前來送我﹐姑娘們卻“芳蹤渺然”。但是到了碼頭﹐突然看見舞女蹲在岸邊﹐“依舊是昨晚那副化了妝的模樣﹐這就更加牽動我的情思”。榮吉和舞女送“我”上船﹐“直到船兒遠去﹐舞女才開始揮舞她手中白色的東西”﹐是白色的手帕嗎﹖天色漸次昏沉下來﹐“我”在夜色裡任憑淚水湧流﹐“頭腦恍如變成了一池清水﹐一滴滴溢了出來﹐後來什麼都沒留下來﹐頓時覺得舒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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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豆的舞女》地理圖(引自《伊豆的舞女》﹐北京出版社2013年版)。

  《伊豆的舞女》出現了大量地理元素﹕湯島﹑修善寺﹑湯川橋﹑荻乘﹑梨本﹑湯野與下田。這些都是真實可辨的地理空間。小說是虛構的藝術﹐真實的地理元素往往會增加藝術的真實感。但是﹐天城嶺北口的茶館與湯野中的客店﹐作為“我”與舞女故事的主要發生地﹐在小說中卻沒有具體的指認﹐是哪一家茶館﹐哪一家客店呢﹖作者有意識地進行了模糊處理﹐在清晰的地理框架中﹐幻化出一片繾綣的天地﹐美好而朦朧的青春訴求也就難以壓抑地噴湧而出了﹗(寓真于幻

      地理的文化內涵與審美意識

  《紅樓夢》是我國長篇小說的經典﹐它講述賈寶玉與林黛玉的愛情悲劇。黛玉是第二代榮國公賈代善夫人賈母的外孫女。黛玉在母親病逝以後﹐從揚州乘船來到京城投靠賈母。進城以後﹐行走了半日﹕
  忽見街北蹲著兩個大石獅子﹐三間獸頭大門﹐門前列坐著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正門卻不開﹐祗有東西兩角門有人出入。正門之上﹐有一匾﹐匾上大書“敕造寧國府”五個大字。黛玉想到﹐這是外祖母之長房了。想著﹐又往西行﹐不多遠﹐照樣也是三間大門﹐方是榮國府了。卻不進正門﹐只進了西邊角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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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居住過的磚塔胡同61號院

  門﹐是院子的入口﹐是人文地理中的重要元素。在講究等級制度的封建時代﹐門不僅是單純的建築樣式﹐而且是主人的身份標識。(古宅正门只为君开)乾隆二十九年(1764)欽定的《大清會典》規定﹕“凡親王府制﹐正門五間﹐啟門三。”明確規定親王府﹐包括郡王府﹐可以構築五間大門﹐但是祗能開啟中間的三間大門﹐也就“五啟三”。王府以下的貝勒府祗能夠採用三間府門﹐而且是“三啟一”。再下面﹐貝子和公府﹐其府門也是三間。
  然而﹐同樣是三間大門﹐貝勒府的府門﹐可以同王府一樣﹐在屋脊上使用吻獸。吻獸的形狀以龍首為主﹐有犄角﹑耳朵﹑眉﹑眼﹑口﹑舌﹑牙﹑卷毛與草鬍子。吻獸固定在屋脊兩端﹐龍首向內而口口相對﹐故而稱“吻”。
  貝子與公的府門不可以使用吻獸﹐祗能使用望獸。望獸的形狀與吻獸近似﹐也是龍首的形狀﹐祗是頭向外﹐因此稱“望”。在等級上﹐望獸低於吻獸。因此﹐王府和貝勒的府門可以用吻獸﹐貝子和公的府門祗能採用望獸。在《紅樓夢》中﹐寧國公與榮國公雖然不是宗室封爵﹐但是在爵位的等級上﹐與宗室中的公爵相類似﹐故而可以用望獸。黛玉眼中的“三間獸頭大門”﹐其含義便是這樣。
  在封建時代﹐貴族的府門日常是不開啟的﹐祗有在重大日子﹑重要人物來訪的時候才打開﹐平常只走府門兩旁的角門。黛玉進入榮國府時﹐“只進了西邊角門”﹐便是這個原因。而且同樣由於這個原因﹐在黛玉的視域裡﹐才會出現“十來個華冠麗服之人”﹐列坐于大門之前。在這樣的門前﹐黛玉想到的是﹕“這是外祖母之長房了”﹐祗是單純的客觀判斷﹐沒有劉姥姥那樣的壓抑與卑微。
  在第六回裡﹐劉姥姥帶著外孫子板兒﹐來到榮府大門的獅子前面﹐“祗見簇簇的轎馬﹐劉姥姥便不敢過去﹐且撣了撣衣服﹐又教了板兒幾句話。而後蹭到角門前”。同樣的門﹐在黛玉的眼中﹐突出的是形制﹐是“三間”與“獸頭”﹔在劉姥姥的眼中突出的則是大門前面的“獅子”。作為大門的附屬物﹐獅子要放在大門之前。來到“榮府大門獅子前”﹐說明劉姥姥還沒有接近榮府的大門﹐便感到壓力而“不敢過去”﹐祗能蹭到角門向那裡的人問話。“祗見幾個挺胸疊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凳上﹐說東談西呢。”對這些人物﹐劉姥姥很是謙卑﹐向他們賀道﹕“太爺們納福﹗”眾人打量了她一會兒﹐都不瞅睬﹐半日方說道﹕“你遠遠的在那牆角下等著”﹐一會子周家“有人就出來的”。
  同樣是奴仆﹐在黛玉的眼中﹐不過是華冠麗服﹑衣著鮮亮而已﹐而在劉姥姥的眼中卻是“挺胸疊肚指手畫腳”﹐一派豪奴氣焰。毫無疑問的是﹐這些奴仆已然融進賈府﹐成為賈府大門的組成部分﹐而大門當然是一種地理﹐一種微觀之微觀的人文地理﹐在不同身份的人物面前﹐其背後潛藏的文化內涵竟然如此不同﹐是可以使讀者深深驚異的﹗

  文學地理的審美內涵也值得重視。

  南宋祥興元年(1278)文天祥兵敗被俘。次年正月﹐在押解的船中﹐文天祥寫了一首詩﹕
辛苦遭逢起一經﹐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風飄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詩的題目是《過零丁洋》。此詩的背景是﹐元軍統帥張弘范逼迫文天祥“作書招諭”在崖山抵抗的宋軍﹐被文天祥嚴詞拒絕。他說﹕“吾不能救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說罷﹐將這首詩持示張弘范。讀了以後﹐張弘范沉默不語﹐不再逼迫他了。不久﹐將文天祥押送大都﹐囚禁在兵馬司的土牢裡﹐至元十九年(1283)﹐文天祥在柴市就義。
  文天祥的《過零丁洋》影響深遠﹐其所傳達的愛國主義精神﹐已然融進中華民族的血液裡﹐為所有熱愛祖國的人們所銘記。在詩中﹐文天祥回顧了自己一生的遭際﹐而其中“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裡嘆零丁”則是他戎馬生涯中的重要片段。其一是﹐景炎二年(1277)﹐文天祥在江西兵敗﹐從惶恐灘一帶撤往福建﹔其二是﹐在廣東南海﹐文天祥被俘﹐途經零丁洋﹐此詩的題目便由此而來。(不知如何流传后世了。)
  具體而言﹐惶恐灘﹐位於江西的萬安縣內﹐歷史上﹐贛江有十八處險灘﹐惶恐灘是最後的一灘﹐江湍水急﹐暗礁林立。蘇軾貶官嶺南時路經此地﹐寫了一首《八月七日初入贛過惶恐灘》的詩﹐其中有這樣兩句﹕“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由於是被朝廷放逐﹐因此蘇軾自稱孤臣﹐心境是淒惶的。但是﹐畢竟還有家鄉的“遠夢”﹐家與國是完整的。相對蘇軾﹐文天祥則是家﹑國俱碎﹐“風飄絮”“雨打萍”﹐其“惶恐”之情難以言盡﹐更何況是在羈押之中的零丁洋上漂泊呢﹖零丁洋﹐位於珠江入海口﹐北起虎門﹐南抵港﹑澳﹐亦稱伶仃洋。伶仃﹐是孤獨飄零的意思。在江西﹐文天祥雖然打了敗仗﹐但還有戰友相伴﹐今天呢﹖形單影隻﹐祗能在孤寂之中深深嘆息。
  中國的傳統詩學﹐向來講究“寓情于景”與“借景抒情”﹐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者是也。“景”為何意﹖“景”就是地理空間。文天祥將自己遭遇的“惶恐灘”與“零丁洋”這兩個最具代表意義的地點﹐作為“惶恐”與“零丁”心境的寫照﹐一語雙意﹐並蒂同枝﹐從而將地理空間提昇到詩學範疇﹐傳達出一種強烈的人文情懷與審美意識。

         作家的現實地理與文學地理

  1923年8月2日魯迅偕夫人朱安﹐離開八道灣11號﹐搬到磚塔胡同61號居住。在這裡﹐魯迅居住了將近10個月。
  八道灣11號是一座大宅﹐大門前面有一座很大的前院﹐魯迅的朋友說﹐可以在那裡開運動會。11號是標準的大四合院﹐有前後三進。計有﹕倒座九間(包括一間大門)﹑正房三間﹑後罩九間﹐東西廂房各三間。總計26間(不算大門)。其中正房的中間是堂屋﹐是全家人吃飯聚會的處所﹐東次間住魯迅的母親魯瑞﹐西次間住魯迅的夫人朱安。堂屋背後接出了一間三面有玻璃窗戶的平頂小房子﹐北京人稱灰棚。魯迅住在前院的倒座裡﹐為了節約煤﹐冬季便住在灰棚裡。宮門口西三條魯迅故居北房堂屋背後﹐也有這麼一座灰棚﹐魯迅稱其為“老虎尾巴”。周作人與周建人住在後罩房裡──周作人一家住西面三間﹐周建人一家住中間三間﹐東面三間做客房﹐俄國盲詩人愛羅先珂就曾經住在那裡。一年春天﹐周作人的女兒若子生病了﹐一家人陷于忙亂和緊張中﹐不覺之間春天已然逝去。若子病情好轉後﹐周作人的心情放鬆下來﹐在院子裡散步﹐發現“山桃爛漫得開始憔悴了”﹐愛羅先珂回國前手植的一株杏花“已經零落淨盡”﹐“只剩有好些綠蒂隱藏嫩葉的底下”﹐而雪白與深紫的丁香卻到了盛開的花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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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曾居住過的北京八道灣11號大門及門墩。

  魯迅從八道灣搬到磚塔胡同以後﹐居住環境發生了很大變化﹐不僅院落狹窄﹐居室更是狹窄﹐與八道灣相比可以說是天壤之別。但是在住房的分配上﹐依舊是八道灣的翻版﹐北房三間﹐東間是魯瑞住處﹐西間是朱安住處﹐中間做客廳兼餐廳。因為環境湫隘﹐魯迅的大量書籍祗能裝在木箱裡﹐還有一部分暫時存放在教育部。魯迅其時正在撰寫《中國小說史略》的下半部﹐需要查閱大量資料﹐翻找起來十分不便﹐每次都要打開書箱﹐取出書籍﹐之後再把書籍放回書箱﹐其煩惱可以想見。
  在61號﹐魯迅創作了兩個短篇﹕《祝福》與《幸福的家庭》。後一篇﹐講述一個住房窘迫的年輕人﹐在寫作之時屢屢被瑣事所擾。一次是賣劈柴的來了﹐妻子買了25斤劈柴﹐放在什麼地方呢﹖房屋實在狹窄﹐祗有堆在床下﹐“川流不息地進來”。還有﹐北京人的冬儲菜﹐普通百姓離不開的大白菜﹐也送來了﹐放在什麼地方呢﹖當然也祗能堆在這唯一的房間裡﹕
  就在他背後的書架的旁邊﹐已經出現了一座白菜堆﹐下層三株﹐中層兩株﹐頂上一株﹐向他疊成一個很大的A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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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曾居住過的北京八道灣11號大門及門墩。

  在這篇小說中﹐房子是一個讓人物始終糾結的問題。在他看來﹐“幸福的家庭”必定住房寬裕﹐有臥房﹐還要“有一間堆積房”﹐“白菜之類都到那邊去”﹐而且必定有書房﹐而書房的門永遠是關著的﹕“有事要商量先敲門﹐得了許可才能進來”﹐“現在假如主人坐在自己的書房裡﹐主婦來談文藝了﹐也就先敲門”。在八道灣﹐魯迅有三間大大的書房﹐現在是一間也沒有了﹐今昔對比﹐當然是強烈﹑傷感的。小說人物如此糾結于書房或者有魯迅本人的客觀原因吧﹖(书房,正是文人的真实天地,一生离不开。
  在魯迅的小說中﹐描寫居住窘迫的祗有《幸福的家庭》一篇。這裡面自然有多種原因﹐但是居住環境的劇烈變遷﹐現實地理所構成的“場”﹐難免不在小說中有所反映﹐這是創作規律﹐魯迅也難以避免。劉勰在闡述情感與文辭的關係時說﹕“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文學地理也是如此﹐作家在現實之中感受“場”﹐通過文字描繪“場”﹐從而形成“二度場”﹐進而製造“場感”﹔讀者則逆向而行﹐通過“場感”進入“二度場”﹐再循此探覓文本之外的“場”﹐從而在新的維度﹐對作家的文本進行觀賞﹑批評與解讀。文學地理的價值與關鍵之處就在這裡。

   王彬(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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