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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的光痕 薪的火花 诗的余韵 竹的烙印

 
 
 

日志

 
 

隋纪五(二)--隋唐袴褶  

2016-08-17 16:56:02|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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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怡)  唐代,由于朝服礼节繁琐、穿着不便,虽然将其列入令文,但实际操作中屡有偏差:唐前期一度被袴褶服所取代,而有唐一代,尤其是唐中后期实质上由常服履行其职能。  
         袴褶服原为北方少数民族服饰,特点是便于骑马征战,引入中原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民通用,从隋代开始将其提升为官宦专用。“袴褶,近代服以从戎。今篡严,则文武百官咸服之。车驾亲戎,则缚袴,不舒散也。中官紫褶,腰皮带,以代鞶革。”(《隋书》卷11《礼仪志(七)》)在唐朝代宗之前,袴褶服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成为官员朝服的实际替代品,其具体形制为短身广袖上衣,时或外加裲裆,下裤宽大,腰系大带,足著翘头履,依据官员职守的差异配戴不同冠式。  

         一、首服  
        唐代官员体系庞大,按照职责权限可分为文官和武官两大类,二者在服饰上的差异主要体现在首服的不同上,即著袴褶服时文官常戴平巾帻,武官服武弁。帻,本是劳动人民用来扎裹头发不使散乱所用的巾帕,两端有带子可以从头上系于颔下。西汉时戴帻并不把头顶全包住,因为帻也常是空顶的,东汉元帝额上有壮发,故戴帻以掩护,群臣效仿,帻的质料和做工讲究起来。至公元九年王莽篡汉,因其秃发,故把软帻衬裱使之硬挺,把顶部升高作为“介”字形的“帽屋”,在此基础之上,西晋末年又出现了一种前面呈半圆形平顶,后面升起呈斜坡行尖突,戴时不能覆盖整个头顶,只能罩住发髻的小冠,即为“平巾帻”,一直沿用到唐代。  
         弁,外形犹如两手相扣合,是一种下丰上锐的椭圆形皮质帽子。《仪礼·士冠礼》郑玄注:“皮弁者,以白鹿皮为冠,象上古也。”汉代产生了武职配戴的皮弁,并在不断发展中有所分化。《晋书·舆服志》:“武冠一名武弁,一名大冠。”因此,唐代武弁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沿着笼冠之制发展下来的,另一种是由鶡冠沿变出来,即正面饰鶡鸟形的弁式,后者与武官袴褶服配合使用。《续汉志》:“鶡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武灵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唐代武弁上所饰之鶡鸟并非似雉或似鸡的大型鸟类,而是一种小雀,同时弁的造型相当高大,其后还有包叶,包叶上画出鸟翼,象征意义更加明显。

          二、身服  
         袴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由褶衣和下袴两部分组成。“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若袍,短身而广袖,一曰左衽之袍也。”(《急就篇》卷2)隋唐时期褶的衽已由左衽改为右衽,对此吕思勉先生解释到:“(袴褶)盖胡人之服?疑褶之名实袭诸胡,中国易其左衽为右衽,又改其制若中国之袍,而特袭其短身?胡人之褶盖小袖,中国则易为广袖也?必广袖者,古以侈袂为贵,且中国不如胡中之寒,无取乎小袖也。”(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21章,1149页)领式有竖领、方领等,而且领口、袖边常加花纹或异色以增强美感。作为朝服的袴褶,其内著中单,即穿在礼服之内袖口窄小的白色衬衣;其外有时著裲裆,裲裆是一种类似背心的服式,由前后两片组成,肩部用皮革或较讲究的织物联缀。《新唐书·车服志》:“裲裆之制:一当胸,一当背,短袖覆膊。” 裲裆与袴褶合穿时,用腰带系扎。“袴”通“绔”,是裤子形成过程中的称法,其义为胫衣、套裤。唐时文、武官员多著大口袴,如不缚袴,是为“缓服”;如缚袴,便称“急装”,后者是用截成三尺一段的锦锻丝带在裤管的膝盖处紧紧系扎,成为既符合汉族广袖大口裤的特点,同时又便于行动的一种形式。  
        从隋代开始以颜色作为标志区分袴褶,“(大业元年)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是后师旅务殷,车驾多行幸,百官行从,虽服袴褶,而军间不便。六年,复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等皆戎衣,贵贱异等,杂用五色。” (《旧唐书》卷45《舆服志》)唐代沿用此制,规定“袴褶之制:五品以上,细绫及罗为之,六品以下,小绫为之,三品以上紫,五品以上绯,七品以上绿,九品以上碧。”(《新唐书》卷24《车服志》)然而袴褶服在唐代经历了曲折发展并最终消亡的过程:武德年间对袴褶的规定主要限于武官,至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648),下令百官朔望日上朝都要服袴褶,武后时期更是推波助澜,“(文明元年七月甲寅诏)京文官五口以上,六品以下,七品清官,每日入朝,常服袴褶。诸州县长官在公衙,亦准此。”(《旧唐书》卷45《舆服志》)后经过中宗时期的一段停滞,至玄宗时期又恢复,“(开元)十九年六月敕,应诸服袴褶者,五品以上,通用绸绫及罗,六品以下小绫。”(《唐会要》卷31“章服品第”条)玄宗开元二十五年(737)御史大夫李适之建议冬至、元日大礼时六品以下通服袴褶。天宝年间,御使中丞吉温又建议,“京官朔、望朝参,衣朱袴褶。”(《新唐书》卷24《车服志》)从这一发展过程看,袴褶服似有最终代替朝服的趋势,但是它既非传统冠服,又不如常服方便,所以不能逃脱逐渐消亡的命运。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前后,归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袴褶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以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旧唐书》卷149《归崇敬传》)至此,袴褶作为唐代官员朝服的使命告以段落。然而由于它固有的优点,袴褶服被唐代下层武人加以改造后作为日常服装使用,即袖子变的窄小

        三、佩饰和足服  
        唐之前世与袴褶服配合使用的是皮革质腰带即革带,唐代为提升袴褶服的地位,将革带改为大礼服专用的大带,其色为白,无装饰,以纽系于身。纽,即带的结扣,《礼记·玉藻》:“士锦带,弟子缟带,并纽约用组。”《疏》:“纽谓带之交结之处,以属其纽,约者谓以物穿纽约结其带。”  
        袴褶服的足服为履,履是单底之鞋的统称。《说文》:“履,足所依也。从舟,象履形。”唐代履的质地有皮、丝、麻、葛等,官员著袴褶服的场合使用的是皮质之履,即靴。《旧唐书·舆服志》:“中官紫褶,外官绛褶,舄用皮。服冠衣朱者,紫衣用赤舄,乌衣用乌舄。唯褶服以靴。”这时期的皮履一般多采用黑色,制作前先将皮料染黑,使之变成“乌皮”,然后根据履的造型,将皮料剪裁为大小不等的皮块,一只皮履通常用六方皮块缝合而成,寓东、西、南、北及天、地四方六合之意,而且为了增加礼服的庄重感,还将履头高高翘起,故称“翘头乌皮履”。  

       四、余论  
        袴褶服在唐代曾经辉煌又最终消亡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古代服饰特别是礼服实用性和等级性相结合的特点。起自胡族的袴褶服以其便利、舒适的优点受到中原人民的喜爱,隋唐阶段更是提升为官员专用,然源自中土的朝服却因使用繁琐而名存实亡,在唐代实际操作中被袴褶服所取代,这正是体现了服装实用性的一面。但是服装在中国古代不仅具有御寒、遮体等基本功能,更体现着极强的等级性和礼仪性,是伦理政治的物化形态,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官员服饰上。官员既是统治阶级的组成部分,又是皇帝维持政权的工具,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其服饰的特殊性,即是封建礼仪、伦理的集中体现,其一身衣衫从质料、色彩、款式、花纹无不被礼制所规范,赋以天道伦理和身份地位的诸多涵义,成为封建政治的图解和符号。因此,政治上的需要使袴褶服在强大的专制礼仪面前,不得不悄然退出历史舞台,再一次回归到其最初实用性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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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吐谷浑有青海,俗传置牝马于其上,得龙种。秋,七月,置马牧于青海,纵牝马二千匹于川谷以求龙种,无效而止。(马这是一种梦想

        车驾东还,行经大斗拔谷,山路隘险,鱼贯而出,风雪晦冥,文武饥馁沾湿,夜久不逮前营,士卒冻死者太半,马驴什八九,后宫妃、主或狼狈相失,与军士杂宿山间。九月,乙未,车驾入西京。冬,十一月,丙子,复幸东都。

    民部侍郎裴蕴以民间版籍,脱漏户口及诈注老小尚多,奏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又许民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诸郡计帐进丁二十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贤才,致此罔冒;今户口皆实,全由裴蕴。”由是渐见亲委,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所欲罪者,则曲法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刑部、大理莫敢与争,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有机辩,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裴蕴,典型的制造矛盾,挑起斗争的乱世之臣

    突厥启民可汗卒(启民可汗(?-609年),东突厥可汗。名染干。也称突利可汗(历史上还有一个突利可汗:603年-631年,名阿史那什钵苾,是始毕可汗之子,东突厥小可汗。突利可汗暗中与唐联络,并与颉利可汗决裂。630年,唐灭东突厥,五月,以突利为顺州都督。631年,突利可汗入朝,至并州病卒)。),上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

    初,内史侍郎薛道衡以才学有盛名,久当枢要,高祖末,出为襄州总管;帝卽位,自番州刺史召之,欲用为秘书监。道衡旣至,上高祖文皇帝颂,帝览之,不悦,顾谓苏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鱼藻之义也。”拜司隶大夫,将置之罪。司隶刺史房彦谦劝道衡杜绝宾客,卑辞下气,道衡不能用。会议新令,久不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颎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颎邪!”付执法者推之。裴蕴奏:“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原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之行役,轻我童稚,与高颎、贺若弼等外擅威权;及我卽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道衡自以所坐非大过,促宪司早断,冀奏日帝必赦之,敕家人具馔,以备宾客来候者。及奏,帝令自尽,道衡殊不意,未能引决。宪司重奏,缢而杀之,(薛道衡(540~609年), 字玄卿,河东汾阴(今山西万荣县)人。隋朝大臣,著名诗人。六岁而孤,专精好学。历仕北齐、北周。隋朝建立后,任内史侍郎,加开府仪同三司。隋炀帝时,出为番州刺史,改任司隶大夫。大业五年,逼令自尽,时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他和卢思道齐名,在隋代诗人中艺术成就最高。著有文集七十卷行于世,至今已佚,仅存《薛司隶集》一卷。《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录诗二十余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录存其文 八篇。事迹见《隋书》、《北史》本传。)妻子徙且末。天下冤之。

    帝大阅军实,称器甲之美,宇文述因进言:“此皆云定兴之功。”帝卽擢定兴为太府丞。

    炀帝大业六年(庚午,公元六一〇年)

    春,正月,癸亥朔,未明三刻,有盗数十人,素冠练衣,焚香持华,自称弥勒佛,入自建国门,监门者皆稽首。旣而夺卫士仗,将为乱;齐王暕遇而斩之。于是都下大索,连坐者千余家。

    帝以诸蕃酋长毕集洛阳,丁丑,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声闻数十里,自昏至旦,灯火光烛天地;终月而罢,所费巨万。自是岁以为常。

    诸蕃请入丰都市交易,帝许之。先命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廷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其黠者颇觉之,见以缯帛缠树,曰:“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市人惭不能答。(胡人不懂“城乡贫富差别”

    帝称裴矩之能,谓羣臣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尽心,孰能若是!”是时矩与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御史大夫裴蕴、光禄大夫郭衍皆以谄谀有宠。述善于供奉,容止便辟,侍卫者咸取则焉。郭衍尝劝帝五日一视朝,曰:“无效高祖,空自勤苦。”帝益以为忠,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

    帝临朝凝重,发言降诏,辞义可观;而内存声色,其在两都及巡游,常以僧、尼、道士、女官自随,谓之四道场。梁公萧巨,琮之弟子;千牛左右宇文皛xiǎo,庆之孙也;皆有宠于帝。帝每日于苑中林亭间盛陈酒馔,敕燕王倓tán,tàn与巨、皛及高祖嫔御为一席,僧、尼、道士、女官为一席,帝与诸宠姬为一席,略相连接,罢朝卽从之宴饮,更相劝侑yòu,酒酣殽乱,靡所不至,以是为常。杨氏妇女之美者,往往进御。皛出入宫掖,不限门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丑声,帝亦不之罪也。

    帝复遣朱宽招抚流求,流求不从。帝遣虎贲郎将庐江陈棱,朝请大夫同安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之。行月余,至其国,以镇周为先锋。流求王渴刺兜遣兵逆战;屡破之,遂至其都。渴刺兜自将出战,又败,退入栅;棱等乘胜攻拔之,斩渴刺兜,(欢斯渴刺兜,其中欢斯为其姓氏,为古代岛国流求国的国王,王室世系不详。西元610年,中国隋朝将领陈棱与张镇州率领数万东阳兵渡海入侵流求国,数个月后抵达。流求人原以为是外国商旅前来从事商贸,结果却发现是入侵者。渴刺兜听闻消息后,派遣流求军队前往迎战,却遭到隋军前锋张镇州击败。陈棱则率军挺进低没檀洞,小王欢斯老模战败被斩杀。陈棱取胜之后,将隋军分为五路进攻流求国都。渴刺兜亲自率领数千流求军前往应战,再度退败。陈棱往北乘胜追击,一路攻至流球都城波罗檀洞,渴刺兜率军于城内防御,双方激战一天。流球都城终究遭隋军攻陷,烧毁其王宫与殿阁,渴刺兜遭斩杀,王子欢斯岛槌及数千流求男女被俘虏回隋国;此后,隋、流求两国便从此不再往来。)虏其民万余口而还。二月,乙巳,棱等献流求俘,颁赐百官,进棱位右光禄大夫,镇周金紫光禄大夫。

    乙卯,诏以“近世茅土妄假,名实相乖,自今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于是旧赐五等爵,非有功者皆除之。

    康申,以所征周、齐、梁、陈散乐悉配太常,皆置博士弟子以相传授,乐工至三万余人。

    三月,癸亥,帝幸江都宫。

    初,帝欲大营汾阳宫,令御史大夫张衡具图奏之。衡承间进谏曰:“比年劳役繁多,百姓疲弊,伏愿留神,稍加抑损。”帝意甚不平,后日衡谓侍臣曰:“张衡自谓由其计划,令我有天下也。”乃录齐王暕携皇甫诩从驾及前幸涿郡祠恒岳时父老谒见者衣冠多不整,谴衡以宪司不能举正,出为榆林太守。久之,衡督役筑楼烦城,因帝巡幸,得谒帝。帝恶衡不损瘦,以为不念咎,谓衡曰:“公甚肥泽,宜且还郡。”复遣之榆林。未几,敕衡督役江都宫。礼部尚书杨玄感使至江都,衡谓玄感曰:“薛道衡真为枉死。”玄感奏之;江都郡丞王世充又奏衡频减顿具。帝于是发怒,锁诣江都市,将斩之,久乃得释,除名为民,放还田里。(张衡,男,字建平,隋代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人。其祖父张嶷为西魏河阳太守,父亲张光为北周万州刺史。衡最初仕周,隋初,拜司门侍郎,后迁左庶子。性谨慎而圆滑,有忧国一面。开皇年间率兵镇压熙州李英林起义。协助杨广登基。炀帝时拜御史大夫,恩宠无比。谏炀帝扩汾阳宫遭贬,后被刺死。)以王世充领江都宫监。

    世充本西域胡人,姓支氏。父收,幼从其母嫁王氏,因冒其姓。世充性谲诈,有口辩,颇涉书传,好兵法,习律令。帝数幸江都,世充能伺候颜色为阿谀,雕饰池台,奏献珍物,由是有宠。

    夏,六月,甲寅,制江都太守秩同京尹。

    冬,十二月,己未,文安宪侯牛弘卒。(牛弘(545年-610年),本姓裛,字里仁,安定鹑觚(今甘肃省灵台)人。袭封临泾公。少好学,博览群书。北周时,专掌文书,修起居注。隋文帝即位后,授散骑常侍、秘书监。进爵奇章郡公。开皇三年(583年),拜礼部尚书,请修明堂,定礼乐制度。又奉敕修撰《五礼》百卷,从此儒家文化复兴。后牛弘又任吏部尚书,掌选举用人,倡先德行而后人才,众咸服之,史称大雅君子。牛弘生活俭朴,事奉皇帝尽礼,对待下属以仁厚,不善言谈而恪尽职守。政务繁杂,仍书不释手。大业六年(610年),死于江都。有文集传世。灵台县荆山森林公园有三贤祠,其中供奉三位贤人就有牛弘。)弘宽厚恭俭,学术精博,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者,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酉句},尝因醉射杀弘驾车牛。弘来还宅,其妻迎谓之曰:“叔射杀牛。”弘无所怪问,直答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之矣。”颜色自若,读书不辍。

    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大运河

    上以百官从驾皆服袴褶kù zhě(汉服的一种款式。上穿褶,下着裤,外不加裘裳,故称。名起於 汉 末,始为骑服。盛行於 南北朝 ,亦用作常服、朝服。 唐 末渐废。《三国志·吴志·吕范传》“迁都督” 裴松之 注引 晋 虞溥 《江表传》:“ 范 出,更释褠,著袴褶,执鞭,诣閤下启事,自称领都督。”《晋书·杨济传》:“ 济 有才艺,尝从 武帝 校猎 北芒 下,与侍中 王济 俱著布袴褶,骑马执角弓在輦前。” 宋 陆游 《闻虏乱有感》诗:“儒冠忽忽垂五十,急装何由穿袴褶。” 清 王士禛 《池北偶谈·谈艺二·记观杜氏书画》:“画中有伟丈夫,设皋比亭中,亭下壮士林立,挟弓矢,衣袴褶,顾盼自雄。”。),于军旅间不便,是岁,始诏“从驾涉远者,文武官皆戎衣,五品以上,通着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绿,胥史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皁,士卒以黄。”

    帝之幸启民帐也,高丽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这说明,朝鲜半岛从南北朝始脱离中国。)帝从之,敕牛弘宣旨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帐。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如启民。苟或不朝,将帅启民往巡彼土。”高丽王元惧,藩礼颇阙,帝将讨之;课天下富人买武马,匹至十万钱;简阅器仗,务令精新,或有滥恶,则使者立斩。

    炀帝大业七年(辛未,公元六一一年)

    春,正月,壬寅,真定襄侯郭衍卒。(郭衍(?-611年),字彦文,太原介休人,曹魏大将郭淮九代孙,西魏侍中郭崇之子 ,北周、隋朝时期将领。少时骁勇,善于骑射。初仕北周武帝,官至车骑大将军。 从平北齐,以功授开府,封武强县公,赐姓叱罗氏。平定尉迟迥叛乱,超授上柱国,封武山郡公。开皇元年,突厥犯边,隋文帝以为行军总管,驻军平凉以防备突厥。 四年(584年),主管开凿广通渠,使关东粮食得以西运,缓解关中粮荒。 五年(585年),任瀛州刺史,开仓赈灾。转朔州总管,实行屯田制度。十年(590年),平定陈朝残余势力的叛乱 。隋炀帝继位,授左武卫大将军、光禄大夫等。大业五年(609年),跟随隋炀帝西征吐谷浑,出金山道,纳降二万户。 能揣上意,阿谀顺旨,获封真定侯。七年(611年),卒,赠左卫大将军,予谥曰襄。

    二月,己未,上升钓台,临杨子津,大宴百僚。乙亥,帝自江都行幸涿郡,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仍敕选部、门下、内史、御史四司之官于船前选补,其受选者三千余人,或徒步随船三千余里,不得处分,冻馁疲顿,因而致死者什一二。

    壬午,下诏讨高丽。敕幽州总管元弘嗣往东莱海口造船三百艘,官吏督役,昼夜立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死者什三四。夏,四月,庚午,车驾至涿郡之临朔宫,文武从官九品以上,并令给宅安置。先是,诏总征天下兵,无问远近,俱会于涿。又发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于是四远奔赴如流。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五万乘送高阳,供载衣甲幔幕,令兵士自挽之,发河南、北民夫以供军须。秋,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讨高丽动摇国本伤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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