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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晴的光痕 薪的火花 诗的余韵 竹的烙印

 
 
 

日志

 
 

唐纪四十二(二)--双星陨落  

2016-10-23 22:49:00|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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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有时候异常神秘。

一只无形的大手,在唐代中叶撮合了一个难得的机遇:让中国古代史上最杰出的经济改革家、理财家刘晏和杨炎同时登上安史之乱刚刚结束的政治舞台,为破解时代困局大显身手。在中国古代,像刘晏、杨炎这样的奇才,一段历史时期出现一个已属不易,两人同时理财,岂不堪称美谈?

然而,这只大手又是这样捉弄人,让刘晏和杨炎陷入“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特别是杨炎,不置刘晏于死地决不罢休。杨炎整死刘晏之后仅一年零三个月,自己也死于别人的阴谋构陷,令人慨叹。当然,这绝不只是他们个人的悲剧。

刘晏比杨炎大12岁,715年(唐玄宗开元三年)出生于曹州南华(山东菏泽)。刘晏8岁时,逢唐玄宗来

泰山祭天。胆大的小童居然采取了一个破天荒的行动,径自前往皇帝驻地,献上他所作的赋,请玄宗阅评。

可能碰巧玄宗那几天心情不错,并没有斥为荒诞不经或以政务繁忙为由拒绝接待,而是命宰相张说亲自面试这个孩子。张说考完刘晏之后汇报说:“真是国家之福!”玄宗当即“不拘一格”,任命刘晏为秘书正字(皇室掌管图书的科级官员)。“神童”自此起家,一路从县令做到侍御史(监察部处级官员),再升州刺史(地级一把手)、京兆尹(京师一把手),49岁升为宰相,负责全国经济工作。

727年生于凤翔(陕西凤翔)的杨炎不单是唐代有名的美男子,而且文名满天下。杨炎父亲去世,他住在坟墓旁的草屋里守丧,长时间哭声不断,朝廷特地诏书表彰,杨炎成了全国的道德楷模。杨炎还有一个大背景,他和大历年间位高权重的宰相元载是老乡,又有血缘关系。元载对杨炎“亲重无比”,提拔他当了吏部侍郎(相当于中组部副部长),并望他将来接自己的班。

  二

755年(玄宗天宝十四年)至763年(代宗广德元年)的安史之乱,拦腰斩断了大唐黄金盛世。中原地区和北方在大乱中反复蹂躏,经济彻底摧毁。

764年(代宗广德二年),京城米价飙升到每斗1000文。据《通典·食货七》,大乱之前的开元十三年,每斗米不到20文,通货膨胀率超过5000%。当时物资已经紧张到连皇宫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程度,急得代宗坐立不安。幸亏江南未经战火,惟一的希望,就是以长江中下游的粮食接济京师。

于是,唐朝恢复经济的命运,就寄托在漕运(水路运输)上了。宰相元载推荐不久前刚被罢免宰相职务的刘晏担此重任。代宗立即任命50岁的刘晏任御史大夫(监察部长),兼掌管安徽、河南一带税赋、运输及粮储的最高经济负责人。

刘晏受命危难,亲自沿着漕运路线,从江苏到安徽,再赴河南,最后到陕西,细致考察一遭。他在写给元载的报告中说,洛阳附近“百户无一存”。宜阳、荥阳一带,五百里之内,居民不过千户,整个地区没有一间完好的房子,也看不见炊烟,简直是一个“兽游鬼哭”的世界。刘晏还根据考察所得,把解决漕运问题的利弊和盘托出,请求元载全力支持。《资治通鉴》说,元载“尽以漕事委晏,故晏得尽其才”。

当时漕运复杂之极。先是组织几千艘船只,把长江中下游产的粮食经长江运到扬州,然后再从扬州经运河进入淮河,由淮河转入汴水,再进入黄河。入黄河之后西上,经三门峡之险,再转入渭河,最终到达长安。水路蜿蜒超过三千里。战乱中,多处河道杂物淤塞,水路运输犹如旱地行船。再说,百姓死伤流亡过半,人工奇缺。三是盗贼蜂起,沿河两岸到处是匪徒巢穴。四是沿岸军队多为骄兵悍将,粮米经过,马上截留。在这种情况下,恢复漕运谈何容易?

刘晏得到元载全力支持,自764年(代宗广德二年)开始,在解决漕运问题的过程中,充分表现了他的统筹全局的能力、周密精细的头脑和改革创新的才智。

除了疏浚河道之外,刘晏首先改全程运输为分段运输。他认为,漕运全程过长,不同地域的安全、地貌、水道、人文因素差别极大。过去一只船从头运到尾,历经风险,到达目的时,粮食还剩八成就算优等了。改为分段接运之后,运粮船只负责运到本段水路边界,将粮食交给枢纽地区新建的粮仓,再安排新的船只起运。刘晏还派军队沿途押送。这样一站接一站,到达目的时,100万斗米没有1斗损失。

在运输工具方面,刘晏拨付资金在扬子(江苏仪征)开设10个船厂专门建造运输船。再说三门峡一段,水流湍急,常常浪激船翻。刘晏特地参与设计制造了一种“上门填阙船”,解决了船只通行的技术问题。刘晏还改进拉船的船纤所用的材料,减少了纤夫伤亡事故。在人力使用上,尽量利用盐税雇工,废除征调农民的无偿劳役,改为工资雇佣制。这就保证了漕运所需的人工。漕工采用严密的军事化方式组织起来,堵塞了可能发生的跑冒滴漏。

由于综合措施得力,江淮的租赋、粮食、物资顺利运到京城,彻底解决了关中粮荒。

刘晏的第二个贡献是改革盐法。唐初对盐的税收不大重视。刘晏之前,一个名叫第五琦的高官开始推行食盐政府专卖制。官产、官运、官销,以筹措军费。但官商一体弊端太大,贪污腐败,效率奇低。刘晏改为民产、官收、商运、商销,即食盐由老百姓生产,但不得私卖,由政府统一收购,储存在盐场里,然后向商人批发,商人自由运往各地自行销售。这样,产、运、销三环节全部由私人进行,国家只从购销的差价中获得税收。刘晏还奏请罢免了各州县设置的对食盐的“过境税”,食盐的生产和流通蓬勃发展起来了。

距离产盐区较远的地方,刘晏下令设立常平盐仓,平时备盐,应对盐荒。他还在淮北产盐区设立13个巡院,在其他地区设立10个盐监,专办盐务,负责调研和执法。由于他的措施适应市场需求,唐朝盐税从第五琦时期的60万贯急剧上升到600多万贯,税收增加10倍,超过唐朝所有税收的一半。宫廷费用、军费、官员工资,都仰仗盐利所给。

刘晏的盐政对后世影响甚巨。他创设的食盐间接专卖制,为以后各个朝代采用,直至明清,虽有部分变动,但实质上一直是这个办法。

刘晏第三个政绩是成功地调控市场。他在各地设立巡院,作为经济信息基地,并招募大批善于奔走的信息员(当时叫“疾足”或“驶足”),传递经济信息。为此还在巡院和京师之间设立了专门驿站。各地生产状况、物资余缺、物价变化、气候异常、市场心理等等,都要在第一时间上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刘晏发布的命令,再由“疾足”传回各地执行,以保持供求平衡,物价稳定。

古代交通不便,不少地方和京城距离遥远,再“疾”的“足”,往返也要十天半个月。遇到粮食收获季节或灾害突然发生,买进卖出机不可失,怎么办呢?刘晏自有奇招。他责成交通方便的产粮州县,统计出最近几十年粮食的收购价格和收购数量的历史数据,然后把收购价格按从高到低的顺序排为五等,把收购数量按从多到少的顺序排为五等,这样产生了两排数字。这些数字上报议定之后,就作为各地政府收购粮食的依据,以便及时收购。具体做法是,价格最贵的,即最高的一等价格的粮食,按收购量最少的第五等数量,少量收购;反之,价格最低的,即第五等价格的粮食,则按收购量最多的第一等数量,多加收购。这实际上是一种数学模型在经济上的应用。

这个方案不但简洁明了,而且符合地方实际,有利于政府以最小的成本做好平抑物价、调控市场的准备。刘晏要求各地把收购数量逐日上报,由他汇总之后,按“避贵就贱、取近舍远”的原则调节安排。如果收购量不足,就让价低路近的地区增加收购。如已够数,就命令价高路远的地区停止收购。这样做,既掌握了市场规律,也能有效地保持物价(主要是粮价)稳定。在刘晏主持下,当时农产品(12.300,0.00,0.00%)市场大体实现了“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

由于刘晏及时掌握市场信息和各地气候情况,所以常常能走在市场大波动和大灾害前面,事先采取预警和救助措施,布置到位,因此被当时人尊称为“神”。

764年(代宗广德二年),刘晏任户部尚书(掌管财政和民政事务的部长)。769年(代宗大历四年),任吏部尚书(掌管全国官员的选拔考核,相当于中组部部长),并与第五琦分别兼任不同地区的经济领导人。刘晏管辖范围超过大半个中国,为唐朝经济最发达地区。

刘晏身居高位,可是他住的房子很小,没什么装修,家里也没有婢妾。当刘晏被诬陷致死,杨炎派人去他家登记家产预备抄家的时候,只有杂书两车,粮食几斗。满朝文武听说,不禁唏嘘叹息。

刘晏被诬陷,还要从元载说起。先是,在肃宗、代宗两朝连任宰相的元载,早就私下里受贿卖官,贪污腐败。770年(代宗大历五年),元载帮助代宗密谋剪除了大宦官鱼朝恩,自恃有功,更加恣意妄为,对代宗也时常欺负耍弄,结果导致代宗痛下杀手,于777年(大历十二年)3月逮捕了元载及其党羽,并任命刘晏为专案组组长。办案结果,元载及其妻、子赐死。此时任吏部侍郎的杨炎,因与元载“亲重无比”,坐贬道州(湖南道县)司马(辅佐官员),与刘晏结下了梁子。当时,刘、杨两人同在吏部,刘晏是杨炎的顶头上司。两人自恃才高,谁也不服谁,刘晏在日常工作中经常排挤杨炎,也是结怨因素。

其实,代宗任命刘晏审讯元载,是因刘晏的威望,并非刘晏与元载私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实际上,刘晏在工作上还得到元载不少支持。史书称,刘晏特地要求代宗加派皇族李涵等5个大臣共同参与主持专案工作。尽管如此,也没有防住元载党羽日后报复。元载一除,朝野欢声雷动。当然,贬官途中垂头丧气的杨炎就不这么想了。

  三

智者千虑,或有一失。刘晏对当时混乱异常的赋税制度,并没有提出改革,这项工作是由杨炎完成的。

杨炎在新皇帝上台之后翻身。779年(代宗大历十四年)5月,代宗去世,太子李适继位,是为唐德宗。8月,杨炎在道州司马这个小官任上直接被提拔为宰相,历代罕见。原来,在大历年间,代宗因宠爱独孤贵妃,曾企图废掉李适太子地位,改立贵妃所生的儿子李回为太子,遭元载极力反对,李适才保住了太子地位。李适当了皇帝,对元载充满感激,一上台就破格提拔元载的亲信杨炎。

此时刘晏已升任尚书左仆射(唐代以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分掌中央大权。中书省定策,门下省审核,尚书省实施,三省平级。尚书左仆射是尚书省最高负责人,下辖吏部等六部。唐中期之后,尚书左仆射地位降低,被排除出宰相行列)。杨炎出任宰相,刘晏提出辞职。德宗鉴于刘晏的能力及威望,竭力挽留。

杨炎一上台,初试锋芒震动朝廷,他的矛头首先指向皇宫内库问题。

原来,我国自西汉以来,就建立了国家经费与皇帝私人费用分开的制度。唐朝初年也是如此,国家财赋都归入国库——左藏库保管,掌管国库的太府寺每季上报账目,由刑部下设的比部司进行核对,一点弊病也没有。但安史之乱中,第五琦负责经济工作,京师一些有实力的将领毫无节制地向国库索取财物,第五琦挡不住,就把国家财赋运进皇宫里的大盈内库保存。皇帝觉得这样用钱很方便,也就没有再交出来。国家财赋变成了君主私产,政府主管部门无法计算库存,而太监在大盈内库当差混饭吃的却达到300人。

杨炎对德宗说:“财富是国家根本,代宗时期出于权宜之计,让太监掌管,大臣谁也不知道库存虚实,怎么能研究利害并制定政策呢?目前最急迫的弊端就是这个。请求陛下把国家的税赋交出来,仍归有关部门掌管。至于皇宫所需费用,可以估计一下每年所需,照数供给就是了,绝不会少一星半点。现在先要解决这个问题,才好谈别的事情。”

刚上台的德宗颇想有一点作为,立即批准杨炎的奏请。如此敏感的问题,竟顺利解决。

杨炎受到鼓舞,第二天再次上奏,提出“两税法”,以代替行之已久的“租庸调法”,这是牵涉千家万户的一件极重大的事。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至此已经150多年。

均田制。16岁以上男丁每人分给100亩田。宅基地另按人口批给。

租庸调。“租”即地租。按男丁计算,每个男丁每年交玉米20斗或稻米30斗。“庸”是劳役。每个男丁每年服劳役(无偿劳动)20天,闰月加2天。如果不去,可交实物相抵,每天折绢3尺,或布3尺7寸5分。“调”是缴纳手工业品。如蚕乡,每个男丁缴纳绢、绫、粗绸各2丈,棉3两。非蚕乡缴纳布2丈5尺,麻3斤。

除租庸调之外,还有其他税费。一是户税。唐初,按每户资产不同,把天下户分为9等,按等缴税。如769年(大历四年),“上上户”每年交4000文,“下下户”交500文。二是地税。每亩交玉米2升。三是“杂徭”,即为各级政府做各种杂务劳动。四是代宗时还增设“青苗税”(田里冒出青苗即收税)。五是各地政府及军阀巧立名目收取税费。

租庸调的特点是“以丁为本”,不问资产。

安史之乱导致农民大规模死伤逃亡,人口减少了一半多。均田制破产,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杨炎的“两税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的。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是,一,政府量出制入(过去量入为出),确定全国税额,摊派各地征收。二,不分原住民和移民,一律按现在居住地立户籍,根据每家资产多少定出不同等级的户,确定应该缴纳的“户税”;再根据拥有多少土地,征收“地税”。三,租庸调和所有其他税费全部废除。流动商人按其经营所在地,收三十分之一的税。四,每年两次纳税,夏税在6月之前缴纳,秋税在11月之前缴纳(所以名为“两税法”)。五,两税一律用钱缴纳,个别情况也可以折收实物。六,除两税之外,严禁另立名目征收其他税费。

德宗又是立即批准,宣布自780年(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起,正式实施“两税法”。

“两税法”收税对象是资产,扩大了纳税范围,减轻了农民负担,简化了税制,集中了纳税时间,方便了民众,增加了政府税收,因此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

当然,秦晖所说“黄宗羲定律”(简化税制之后再度发生乱摊派),这里是存在的。比如,“两税法”实行三年之后,淮南(扬州)节度使陈少游在本地征收两税钱的时候,下令每1000文多收200文。各地“悍将猾吏”也老病重犯,乱摊派之风再度刮起。德宗时期的大臣陆贽后来就曾批评“两税法”的这种弊端。但因为“两税法”较租庸调毕竟胜出一筹,所以从唐朝到明朝,大体上一直实行这个税收办法。

  四

杨炎得势,想出一个阴招收拾刘晏。

德宗的心理痛点,就是他当太子的时候差点被废掉。早先传说刘晏也参与了废太子的阴谋,但无实据。杨炎抓住这一点,流着眼泪向德宗哭诉:“靠了祖宗神灵保佑,先帝和陛下的关系才没有被贼臣的阴谋离间。现在有关贼子已经伏法,可刘晏还在。我身为宰相,没有让他得到应有处罚,那么判我死罪吧!”

杨炎看到德宗被击中痛点,就把刘晏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刺史,还提拔了与刘晏不和的庾准当荆南(地跨四川、湖南、湖北部分地区的行政区)节度使,成为刘晏的上司,并授意庾准给刘晏罗织罪名。庾准会意,就上奏硬说刘晏在贬居地策划造反。780年(德宗建中元年)7月8日,德宗命令66岁的刘晏自杀。过了20多天,才公布刘晏罪名。这一下,全国震动。马上有一个名叫李正己的节度使带头,上书责问朝廷,为什么这样仓促地杀掉刘晏?刘晏的罪名是否经过仔细核实?李正己时任淄青(地跨山东、河南的行政区域)节度使,实力强大,朝廷颇有点怕他。

杨炎一看这个阵势,十分恐惧,立即派心腹到各地活动,对各地负责人说是德宗下决心要杀刘晏,杨某不过是执行命令而已。德宗听到这个消息大怒,觉得杨炎不忠。

德宗立即提拔一个叫卢祀的奸人当宰相,分杨炎的权。不久,又罢了杨炎的宰相职务,调他做尚书左仆射。卢祀查出杨炎利用宰相地位,曾迫使手下一个官员用高价买下自己的旧住宅,多拿房价。卢祀对德宗说,杨炎建住宅,专门看哪里有王气,杨炎暗中是想当皇帝。卢祀这一番话,再次触动了德宗的痛点。德宗贬杨炎为崖州(海南琼山)司马同正(不任司马实职,享受司马级待遇)。杨炎还没有走到崖州,德宗的诏书就下来了,命55岁的杨炎自杀。这是781年(德宗建中二年)10月的事。

余秋雨曾著文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小人,杨炎是不是小人呢?

杨炎的确心胸狭仄,罗织构陷,报复心强,但是他要杀一个总理级大臣和指挥国家经济运行的台柱子,岂能私下个人说了算?这个案子最大责任人是德宗。德宗一时起杀机干掉刘晏,紧接着又杀杨炎,为什么?他是以此平息众怒。两次杀掉大臣,理由都不充分。应该说,德宗才是罪孽更大的小人。因为德宗对刘晏和杨炎十分了解,说这两个人企图取他而代之篡位做皇帝,鬼才相信。

宗对于自己地位的稳固性,有着超乎常人想象的过敏反应。安史之乱中,统治权之争异常残酷,德宗的过敏,也是时代的产物。唐代最高领导人产生机制方面的缺陷,导致了君臣两方面的人格变异。余秋雨说,在中国历史上,政治上的小人实在不是自然生成的,而是体制的产物。正是专制的皇权,源源不绝地制造大批小人,连皇帝本人也概莫能外。历史这只大手,正是这样拨弄着人们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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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左仆射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不相悦。元载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卽位,晏久典利权,众颇疾之,多上言转运使可罢;又有风言晏尝密表劝代宗立独孤妃为皇后者。杨炎为宰相,欲为元载报仇,因为上流涕言:“晏与黎干、刘忠翼同谋,臣为宰相不能讨,罪当万死。”崔佑甫言:“兹事暖昧,陛下已旷然大赦,不当复究寻虚语。”炎乃建言:“尚书省,国政之本,比置诸使,分夺其权,今宜复旧。”上从之。甲子,诏天下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晏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分权
    

        二月,丙申朔,命黜陟使十一人分巡天下。先是,魏博节度使田悦事朝廷犹恭顺,河北黜陟使洪经纶,不晓时务,闻悦军七万人,符下,罢其四万,令还农。悦阳顺命,如符罢之。旣而集应罢者,激怒之曰:“汝曹久在军中,有父母妻子,今一旦为黜陟使所罢,将何资以自衣食乎!”众大哭。悦乃出家财以赐之,使各还部伍。于是军士皆德悦而怨朝廷。
    

       崔佑甫以疾,多不视事;杨炎独任大政,专以复恩雠为事,奏用元载遗策城原州,又欲发两京、关内丁夫浚丰州陵阳渠,以兴屯田。上遣中使诣泾原节度使段秀实,访以利害,秀实以为:“今边备尚虚,未宜兴事以召寇。”炎怒,以为沮已,征秀实为司农卿。丁未,邠宁节度使李怀光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使移军原州,以四镇、北庭留后刘文喜为别驾。京兆尹严郢奏:“按朔方五城,旧屯沃饶之地,自丧乱以来,人功不及,因致荒废,十不耕一。若力可垦辟,不俟浚渠。今发两京、关辅人于丰州浚渠营田,计所得不补所费,而关辅之人不免流散,是虚畿甸而无益军储也。”疏奏,不报。旣而陵阳渠竟不成,弃之。
   

         上用杨炎之言,托以奏事不实,己酉,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癸丑,以泽潞留后李抱真为节度使。
    

       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命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诏下泾州为城具,泾之将士怒曰:“吾属为国家西门之屏,十余年矣。始居邠州,甫营耕桑,有地着之安。徙屯泾州,披荆榛,立军府;坐席未暖,又投之塞外。吾属何罪而至此乎!”李怀光始为邠宁帅,卽诛温儒雅等,军令严峻。及兼泾原,诸将皆惧,曰:“彼五将何罪而为戮?今又来此,吾属能无忧乎!”刘文喜因众心不安,据泾州,不受诏,上疏复求段秀实为帅,不则朱泚。癸亥,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军、泾原节度使,代怀光。(李怀光不受欢迎。)
    

       三月,翰林学士、左散骑常侍张涉受前湖南观察使辛京杲金,事觉;上怒,欲置于法。李忠臣以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奉朝请,言于上曰:“陛下贵为天子,而先生以乏财犯法,以臣愚观之,非先生之过也。”上意解,辛未,放涉归田里。辛京杲以私忿杖杀部曲,有司奏京杲罪当死,上将从之。李忠臣曰:“京杲当死久矣!”上问其故。忠臣曰:“京杲诸父兄弟皆战死,独京杲至今尚存,臣故以为当死久矣。”上悯然,左迁京杲诸王傅。忠臣乘机救人,多此类。
   

        杨炎罢度支、转运使,命金部、仓部代之。旣而省职久废,耳目不相接,莫能振举,天下钱谷无所总领。癸巳,复以谏议大夫韩洄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以金部郎中万年杜佑权江、淮水陆转运使,皆如旧制。
    

        刘文喜又不受诏,欲自邀旌节;夏,四月,乙未朔,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以求援。上命朱泚、李怀光讨之,又命神策军使张巨济将禁兵二千助之。
    

        吐蕃始闻韦伦归其俘,不之信,及俘入境,各还部落,称:“新天子出宫人,放禽兽,英威圣德,洽于中国。”吐蕃大悦,除道迎伦。赞普卽发使随伦入贡,且致赙赠。癸卯,至京师,上礼接之。旣而蜀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上曰:“戎狄犯塞则击之,服则归之。击以示威,归以示信。威信不立,何以怀远!”悉命归之。
    

      代宗之世,每元日、冬至、端午、生日,州府于常赋之外竞为贡献,贡献多者则悦之。武将、奸吏,缘此侵渔下民。癸丑,上生日,四方贡献皆不受。李正己、田悦各献缣三万匹,上悉归之度支以代租赋。
    

       五月,戊辰,以韦伦为太常卿;乙酉,复遣伦使吐蕃。伦请上自为载书,与吐蕃盟;杨炎以为非敌,请与郭子仪辈为载书以闻,令上画可而已,从之。
    

       朱泚等围刘文喜于泾州,杜其出入,而闭壁不与战,久之不拔。天方旱,征发馈运,内外骚然,朝臣上书请赦文喜以苏疲人者,不可胜纪。上皆不听,曰:“微孼不除,何以令天下!”文喜使其将刘海宾入奏,海宾言于上曰:“臣乃陛下藩邸部曲,岂肯附叛臣,必为陛下枭其首以献。但文喜今所求者节而已,愿陛下姑与之,文喜必怠,则臣计得施矣。”上曰:“名器不可假人,尔能立效固善,我节不可得也。”使海宾归以告文喜,而攻之如初。减御膳以给军士,城中将士当受春服者,赐予如故。于是众知上意不可移。时吐蕃方睦于唐,不为发兵,城中势穷。庚寅,海宾与诸将共杀文喜,传首,而原州竟不果城。
    

       自上卽位,李正己内不自安,遣参佐入奏事;会泾州捷奏至,上使观文喜之首而归。正己益惧。
   

        六月,甲午朔,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崔佑甫薨。(崔佑甫(721年-780年),字贻孙,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唐朝宰相,中书侍郎崔沔之子。崔佑甫出身于博陵崔氏第二房,进士及第,早年历任寿安县尉、起居舍人、司勋员外郎御史中丞、中书舍人等职,与宰相常衮关系恶劣。唐德宗继位后,崔佑甫又针对唐代宗的丧制与常衮发生争执,被常衮贬为河南少尹。但常衮在起草诏书时,有欺君之嫌,被德宗贬斥。崔佑甫则被拜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建中元年(780年),崔佑甫病逝,追赠太傅,赐谥文贞。
    

        术士桑道茂上言:“陛下不出数年,暂有离宫之厄。臣望奉天有天子气,宜高大其城以备非常。”辛丑,命京兆发丁夫数千,杂六军之士,筑奉天城。
    

        初,回纥风俗朴厚,君臣之等不甚异,故众志专一,劲健无敌。及有功于唐,唐赐遗甚厚,登里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及代宗崩,上遣中使梁文秀往告哀,登里骄不为礼。九姓胡附回纥者,说登里以中国富饶,今乘丧伐之,可有大利。登里从之,欲举国入寇。其相顿莫贺达干,登里之从父兄也,谏曰:“唐,大国也,无负于我,吾前年侵太原,获羊马数万,可谓大捷,而道远粮乏,比归,士卒多徒行者。今举国深入,万一不捷,将安归乎!”登里不听。顿莫贺乘人心之不欲南寇也,举兵击杀之(牟羽可汗(?-780年),名移地健,又称作登里可汗,是回纥的可汗。759年-780年在位,在位期间相当于中国唐朝中期。),并九姓胡二千人,自立为合骨咄禄毗伽可汗,遣其臣聿达干与梁文秀俱入见,愿为藩臣,垂发不翦,以待诏命。乙卯,命京兆少尹临漳源休册顿莫贺为武义成功可汗。
   

        秋,七月,丙寅,邵州贼帅王国良降。国良本湖南牙将,观察使辛京杲使戍武冈,以扞西原蛮。京杲贪暴,国良家富,京杲以死罪加之;国良惧,据县叛,与西原蛮合,聚众千人,侵掠州县,濒湖千里,咸被其害。诏荆、黔、洪、桂诸道合兵讨之,连年不能克。及曹王皋为湖南观察使,曰:“驱疲甿,诛反仄,非策之得者也。”乃遗国良书,言:“将军非敢为逆,欲救死耳。我与将军俱为辛京杲所构,我已蒙圣朝湔洗,何心复加兵刃于将军乎!将军遇我,不速降,后悔无及。”国良且喜且惧,遣使乞降,犹疑未决。皋乃假为使者,从一骑,越五百里,抵国良壁,鞭其门,大呼曰:“我曹王也,来受降!”举军大惊。国良趋出,迎拜请罪。皋执其手,约为兄弟,尽焚攻守之具,散其众,使还农。诏赦国良罪,赐名惟新。(官逼民反,官抚民顺)
    

       辛巳,遥尊上母沈氏为皇太后。
    

        荆南节度使庾准希杨炎指,奏忠州刺史刘晏与朱泚书求营救,辞多怨望,又奏召补州兵,欲拒朝命,炎证成之;上密遣中使就忠州缢杀之,己丑,乃下诏赐死。天下冤之。(刘晏,是唐代著名的经济改革家和理财家,信奉道家。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人。幼年才华横溢,号称神童,名噪京师,明朝时列名《三字经》。历任吏部尚书同平章事、领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实施了一系列的财政改革措施,为安史之乱后的唐朝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谗臣当道,被敕自尽。腐朽的朝廷杀良臣。
  

        初,安、史之乱,数年间,天下户口什亡八九,州县多为藩镇所据,贡赋不入,朝廷府库耗竭,中国多故,戎狄每岁犯边,所在宿重兵,仰给县官,所费不赀,皆倚办于晏。晏初为转运使,独领陕东诸道,陕西皆度支领之,末年兼领,未几而罢。
    

        晏有精力,多机智,变通有无,曲尽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递相望,觇报四方物价,虽远方,不数日皆达使司,食货轻重之权,悉制在掌握,国家获利而天下无甚贵甚贱之忧。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检簿书、出纳钱谷,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能逮。其属官虽居数千里外,奉敎令如在目前,起居语言,无敢欺绐。当时权贵,或以亲故属之者,晏亦应之,使俸给多少,迁次缓速,皆如其志,然无得亲职事。其场院要剧之官,必尽一时之选。故晏没之后,掌财赋有声者,多晏之故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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