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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中国四大书院  

2017-03-11 23:00:11|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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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各说
           中国自宋朝以来就有“四大书院”的说法,但是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则各有各的见解。
           普遍认可为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
           1、宋末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学校考》宋朝四大书院说: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徂徕书院。
         此说法没有争议。范成大《骖鸾录》和清代全祖望均赞同,朱熹《石鼓书院记》:“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天下四大书院的来源最早是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47,并指出嵩阳后来无闻,后来的历史学家皆以《文献通考》为据。
         2、北宋六大书院说: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     
         3、北宋八大书院说: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
         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起源之早,规模之大,持续之久,人才之多,居古代四大书院之首。所以,《宋史》记载:“宋朝兴学,始于商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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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天府书院即应天书院、睢阳书院,其前身为南都学舍,为五代后晋时的商丘人杨悫创办,位于河南省国家4A级风景区商丘古城南湖畔,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正式赐额为应天书院,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应天书院改为府学,为应天府书院,庆历三年(1043年)改为南京(北宋陪都,今河南商丘)国子监,为北宋最高学府。北宋初书院多设于山林胜地,唯应天书院设于繁华闹市,人才辈出。随着晏殊、范仲淹等的加入,应天书院逐渐发展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被尊为北宋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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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北宋科举取士规模日益扩大,而宋初官学却长期处于低迷不振的状态。士人求学需求很大,却苦无其所,在这种情况下,书院应运而生,起到了填补官学空白的作用,为广大士子提供了读书求学的场所。
       第二,朝廷崇尚儒术,鼓励民间办学。宋初提倡文治,但国家一时又无力大量创办官学,故朝廷对书院给予多方面的表彰和赞助。像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应天府书院、嵩阳书院都得到朝廷赐书、赐匾额、赐学田和奖励办学者等不同形式的支持,这些支持无疑是促进宋初书院兴盛的直接动因之一。
        第三,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佛教出于僻世遁俗、潜心修行的宗旨,多选择环境僻静优美的山林建立寺庙,五代及宋初的书院也大多建于山林名胜之中。佛教禅林集藏经、讲经、研经于一体,也对书院教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如:书院的讲会制度就是借鉴了佛教僧讲和俗讲的讲经方式,书院教学的讲义和语录等形式,也是来源于佛教禅林制度。
        第四,印刷术的应用,使书籍的制作与手写本相比,变得极为便利,是促成宋代书院兴旺发展的重要基础。书籍不再是珍藏品而是公众都可以拥有的,才有可能使书院拥有丰富的藏书,并真正成为面向社会的教学研究场所。
        后晋始创。唐哀宗天佑四年(907)唐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应天府书院由此而生。书院历史最早追溯到五代的后晋,杨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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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鸟瞰图

        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聚众讲学,后来他的学生戚同文继续办学,应天府书院的前身就是当时归德军的南都学舍赵直为其筑室聚徒。
        北宋立国初期,急需人才,实行开科取士,睢阳学舍的生徒参加科举考试,登第者达五六十人之多。文人、士子慕戚同文之名不远千里而至宋州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睢阳学舍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但戚同文病逝后,学校一度关闭。
       北宋盛世。宋真宗时,追念宋太祖,开创宋朝,1005年将其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改名应天府。1008年,当地人曹诚“请以金三百万建学于先生(杨悫)之庐”,在其旧址建筑院舍150间,藏书1500卷,并愿以学舍入官,并请令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主院,以曹诚为助教,经由应天府知府上报朝廷,受到宋真宗赞赏,翌年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书院得到官方承认,成为宋代较早的一所官学化书院。时人称:“州郡置学始于此”,天下学校“视此而兴”。1043年,宋仁宗下旨将应天书院改为南京国子监,成为北宋最高学府之一。后该书院经应天知府、文学家晏殊等人加以扩展。范仲淹曾受教于此,及后曾在书院任教,盛极一时,与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合称中国四大书院。
         应天府的办学模式,令当地书院风气大盛。李觏先在南城创办了盱江书院,求学人数曾达1000多人;杜子野在宜黄兴办鹿冈书院,曾巩在临川办起了兴鲁书院,并亲自制订校规并任教,还聘请欧阳修、王安石等名人教授生徒。
        明朝嘉靖十年(1531),御史蔡瑷在商丘城西北隅以社学改建,而沿用旧名,重建书院,但万历七年(1579),宰相张居正下令拆毁天下书院,应天书院遂废。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归德知府重建“范文正公讲院”又名“文正书院”于归德府东,以纪念范仲淹掌教应天府学,讲学育士。他效法范仲淹的精神,亲自执书讲学,一时培育了许多人才。
         顺治十五年(1658),符应琦重修讲堂,集诸士而课之。清乾隆十三年(1748) 知府陈锡格又重修应天府书院,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国废科举,兴学校,诏令各省的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的书院改为中学堂。因此,书院改为“归德府中学堂”(简称归德中学)。
         2003年河南省政府批准应天书院在宋代原址附近进行修复,并被列为河南省和商丘市的重点旅游工程项目,景区规划占地121.6亩,总建筑面积4116.8平方米,道路占地2523.4平方米。工程委托河南大学古建筑研究院设计,整个书院布局由南向北依次为影壁、牌楼、大门及东西侧门,前讲堂及东西侧门、明伦堂及东西配房、藏书楼及东西侧门,馔堂、教官宅、崇圣殿、东西偏房、魁星楼及东西廊房。2004年2月应天书院修复工程开始一期工程建设。2005年底主体工程崇圣殿竣工,2006年应天书院的大门、围墙、道路等工程完成。2007年10月1日正式对游客开放。2009年8月应天书院二期工程开建,主要是讲堂等复原工程。应天书院修建全部完成后,将展现北宋时期的文化、教育、科学、知识等内容,增加游客对北宋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丰富商丘古城旅游区古文化建筑观光游和学术学习游的内涵,增强古城旅游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专家和文化学者的吸引力,提升商丘古城旅游区的品位和影响力。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宋真宗正式赐书并亲自题写应天府书院,位于商丘市睢阳区商丘古城南,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宋州睢阳郡,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自古以来,一直为江淮屏障,一方都会。古代书院多设于山林,唯应天书院立于繁华闹市,历来人才辈出,千年来,培养俊杰数不胜数。应天书院位于商丘古城之南,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文人、士子不远千里而至宋州(今商丘)求学者络绎不绝,出现了“远近学者皆归之”的盛况,其中就有那位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应天书院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术文化交流与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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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l009年,宋真宗正式将该书院赐额为“应天府书院”。时人称“州郡治学始于此”,天下书院“视此而兴”,应天书院开创了古代兴学的先例,成为古代书院典范,后世称为“庆历兴学”。宋仁宗时,庆历三年(即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与东京国子监同为宋朝最高学府。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成为皇家认可的公办书院,晏殊又聘请因守孝服丧而退居南京(今商丘)的范仲淹执教,范仲淹年轻时在应天书院求学,后又在应天书院任教,可以说应天书院成就了范仲淹,也因范仲淹而名声更甚。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第一大学府,显赫几世。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应天书院是古代书院中唯一一个升级为国子监的书院。宋仁宗庆历年三年(1043),担任宋廷参知政事的范仲淹提出“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改革主张,取胡瑗改革当时教育系统,当时应天府已升格为南京国子监,先行实施改革,一改当时崇尚辞赋的浮浅学风,重经义、重时务、重实际。
       范仲淹执教应天府书院时,经常教导学生要“从德”,而不能仅以科举仕进作为求学的最终目的。在他提出的“为学之序”中,学、问、思、辨四者也是最后落实到“行”上。后人立有《宋范文正公讲院碑记》,建藏书楼,回顾范仲淹的讲学生涯。
       在范仲淹主讲该书院的过程中,率先明确了具有时代意义的匡扶“道统”的书院(学校)教育宗旨,并以此确立了培养“以天下为己任”之士大夫的新型人才培育模式,由此推动了宋初学术、书院(学校)学风朝经世致用方面的转变;后来又通过“庆历兴学”的若干措施,肯定、鼓励了这些成就,进一步推动了北宋书院的发展,明确了学术、大师在书院中的重要作用和历史地位。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现为长沙市文化旅游主要景点之一。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
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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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理学家张栻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清初。书院被禁。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乾隆十九年(1754),旷敏本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任职约三年,后出任石鼓书院山长,因学问精湛,出类拔萃,倍受时人称颂,士子争以出其门下为幸。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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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教学特点:嵩阳书院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号称“二程”的程颐,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三将军柏毁于明末。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嵩阳书院在中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后因抗日战争之衡阳保卫战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嵩阳书院因其独特的儒学教育建筑性质,被称为研究中国古代书院建筑、教育制度以及儒家文化的“标本”。2006年12月5日,嵩山古建筑群,包括嵩阳书院作为河南省唯一一处独立项目被国家文物局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0年3月9日,嵩山历史建筑群是2010年国务院确定的中国唯一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0年8月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嵩阳书院等登封一批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且有“海内书院第一之称”。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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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后李渤为江州刺史 ,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19世纪末,中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中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中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八大山人)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石鼓区,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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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书院主要建筑有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而石鼓正当其中,横截江流,秦然若素。“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石鼓书院立有高约两米石鼓。晋时庚仲初《观石鼓书》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载:“具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石鼓山峻峭挺拔,风景奇异。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诸葛亮、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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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数年,在中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比较高的地位。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岳震南天”!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石鼓之名一说,石鼓四面凭虚,其形如鼓,因而得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 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谀仲初《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载于史册,但当时并没有书院,山北面有一石洞,名为“朱陵后洞”,《水经注》上说“有石鼓六尺,湘水所经,鼓鸣,则有兵革之事”,意思是说如果在“朱陵后洞”内听到湘江水的鸣叫,就会发生战争;《潇湘听雨录》记载:此洞为“灵洞”、“真仙遗迹”,在此祈祷能求子、除病。
         三国时期,建安20年(215年)武侯诸葛亮居住在石鼓山,督零陵、长沙、桂阳三郡军赋。因此,后人在石鼓山的南面建“武侯庙”(据《徐霞客游记》记载),后被迁移至石鼓山上李忠节祠旁,改名为“武侯祠”【祠内有张南轩书《武侯祠记》(楷书体书),此碑在抗日战争时期流失。
       唐贞观时期(公元627-650年)衡州刺史宇文炫辟石鼓东岸西溪间为游览胜地,题“东崖”、“西溪”四字,刻于东西岸壁上;天宝年(742~755)间,著名道士董奉先在“朱陵后洞”栖息,修炼九华丹,杜甫《忆苦行》诗中有“更忆衡阳董炼师”之句;懒残和尚常来洞栖息,又名朱陵仙洞;“诗圣”杜甫大历4年(769)3月中旬和大历5年(770)夏两度到达衡州城,每次都在石鼓山下停泊上岸和离开,曾在此留诗数首。当杜甫第二次离开衡州城,便病故于耒水旁的方田驿(今耒阳市龙王庙),时年59岁。德宗贞元3年(787),宰相齐映贬到衡州任刺史,在山之东面建一凉亭,取名为“合江亭”。顺宗永贞元年(805)大文豪韩愈由广东至湖北,途径衡州,齐映请韩愈为此亭写下著名的《合江亭序》“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后人建“绿净阁”以此为纪念韩愈。地以人传,石鼓名声大振,成为后世文人骚客“朝圣”之地。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有“唐代八大诗人之一”美誉的衡州刺史吕温,任期间又对合江亭进行扩建装修;衡阳秀才(唐朝,秀才为最高荣誉,相当于现在“院士”)李宽在合江亭旁建房,取名为“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在此悉心读书,为石鼓书院之雏型。刺史吕温曾访之,并作《同恭夏日题寻真观李宽中秀才书院》日记其事。
        宋代太平兴国2年(978),宋太宗为赐“石鼓书院”匾额和学田(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始唐元和年间,州人李宽之所为,至国初时尝赐敕额”。《国朝石鼓志》卷一事迹篇:“案文献通考赐额在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与朱子记国初者合”);宋至道3年(997),衡州郡人李士真在石鼓书院内开堂讲学、广招弟子,使石鼓书院成为正式的书院。宋仁宗景祐2年(1035),曾担任集贤殿校理之职的刘沆,在衡州任知府。这时,他将石鼓书院的故事上报给皇帝,宋仁宗阅后,便赐额“石鼓书院”。由于石鼓书院“独享”两度被宋朝皇帝“赐额”的殊荣,而步入石鼓书院的“鼎盛”时期,成为当时与睢阳(又名应天府书院)、岳麓、白鹿洞齐名的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当时全国许多名流都至此讲学;如文学家苏轼、理学鼻祖周敦颐等……。孝宗淳熙14年(1187)理学大师朱熹、张栻在此讲学,朱熹作《石鼓书院记》;张栻在亭中立碑,亲书韩愈《合江亭》诗和《石鼓书院记》,后人将此镌制成石碑,置于石鼓书院内,名曰“三绝碑”。仁宗庆历4年(1044)石鼓书院成为衡州路的官办学府,有正式教授1人,主要“以经术教导”学生。度宗咸淳10年(1274年)正月,湖南提刑、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驻衡州时,作诗《合江亭》:“天上名鹑尾,人间说虎头。春风千万曲,合水两三洲。……”;谆照十二年(1185),部使者潘田青(一作畴)就原址建屋数间,榜以鼓额,“将以俟四方之士有志于学,而不屑于课试之业者居之”,未竟而去。提刑宋若水继成,奉先圣先师之像,集国子监及本道诸州印书藏其中。请朱嘉作记,诫诸生勿为科举功名所乱,而要辨明义利,有志“为己之学”。时戴溪为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3卷。七年林田井学教授兼山长凡三年,“补葺经创”,鼎新书院,并刊大字本《尚书全解》40卷。南宋开庆元年(1259),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一作俞炎)命山长李访“扫地更新”,“尽复旧观”,增辟园圃,仰高楼,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提刑黄斡又置田35亩,“以赡生徒”。宋末著名音乐家郭沔曾寄居住石鼓山上,他泛舟于湘江上,创作出“潇湘水云(雾)”这首著名的琴曲。
        元朝,继续办学。然其田于至元十九年(1292)为灵岩寺僧强占,经邓大白、王复、康庄、程敬直等历任山长长达62年争讼,才得归还。元末又毁于兵火。
       明清时石鼓书院不断扩大,明永乐十一年(1413),知府史中重修书院以待旅游学者,设礼殿祭祀孔子,乾张祠祭祀韩愈、张拭。天顺、弘治年间均有修葺。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至书院讲论“体认”之学,理学家、教育家王守仁的传人邹守益亦来大倡“良知”之说。二十八年,知府蔡汝楠以书院为朱熹、张栻、湛若水、邹守益“过氏之地”,乃重整书院,订立规约,以学文敦行、辨声慎习、等伦常、识仁体训士,刊《说经札记》、《衡汀间辨》、《太极问答》等,“忘倦”达4年(1549-1552)。又请赵大洲、皮鹿门等“海内名公”讲学其中,诸士环听,“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著名地理学家在其《徐霞客游记》中对石鼓的景色有详细描述;万历四十的(1612)巡抚记事,观察邓云霄大修书院,以“铸士陶昆”、建有讲堂、敬义堂、回澜堂、大规模、仰高楼、砥柱中流坊、棂星门、风雩、沦浪、禹碑、合江诸亭、其他“殿祠号舍,罔不完葺”,规模极一时之盛,崇祯十五年(1642)提学高世泰修葺。青年时的王船山更是多次写诗词颂扬石鼓书院。明朝末年,书院再次毁于兵火。
         清世祖顺治14年(1657)经略大臣洪承畴,将石鼓书院作为军事指挥所。同年偏沅巡抚袁廓宇上奏清庭,申请重建石鼓书院,衡阳县知县余天溥具体负责修复工程。此时,山上建有合江亭、禹王碑、武侯祠、大观楼、会讲堂、忠节祠、七贤祠等建筑。石鼓书院为清政府允许恢复的这家书院,这一时期,书院科举化,石鼓书院成为传授举业、培养科举人才的基地。康熙七年(1668),知府张奇勋扩建号舍20余间,“拔衡士之隽者肄业其中,每月两试之,士风称最盛”。二十八年,知府崔鸣捐俸“增其所未备”、“督率师徒援古证今,析疑问难”其中。时七贤祠、仰高、大观二楼,敬业堂、留待轩、浩然台、合江亭及东西斋房等、“日日髹、丹碧上耸、焕然巨观”。山长多一时之选,如陈正雅、余廷松、林学易、易廷彦、罗瑛、皆湖南名进士,然所援多为科举之业。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石鼓书院改为衡阳官立中学堂,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改为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民国时期,相继改为“衡郡女子职业学校”和“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后由于石鼓山无法满足新型学校要求,学校被迁移至金鳌山;此时,石鼓书院便成为供人游览、祈祀的风景文化名胜。
       1944年7月,石鼓书院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在震惊中外的衡阳保卫战中被于日军焚毁。故址内还有唐、明、清碑刻多处。
       1964年,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名胜古迹,诸如石鼓书院、回雁峰等。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仅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代之。
        2009年,石鼓书院特种邮票首发式在湖南省衡阳市石鼓书院广场举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发行的“古代书院二(一为古代四大书院:应天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特种邮票共有4枚,分别为湖南的石鼓书院、江苏的安定书院、江西的鹅湖书院、海南的东坡书院,每枚邮票面值1.20元,由当代中国著名的国画大师范曾和著名画家邹玉利设计,以国画形式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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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长们
      石鼓书院位于衡阳市石鼓区石鼓山,海拔69米,相传山上有石鼓,高六尺,能发出鼓声,故得其名。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山势青圆,正类其鼓,山体纯石无土,故以状得名。”另一说,是因它三面环水,水浪花击石,其声如鼓。晋时瘐阐《观石鼓》诗云:“鸣石含潜响,雷骇震九天。”从《水经注》来看,秦代以前,石鼓之名就已载于史册。
       “石鼓名山始自唐,天开此处读书堂。”石鼓书院历唐、宋、元、明、清各代,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改设石鼓高等学堂为止,延续了一千余年。期间,它始终以藏书之丰、学风之盛、设备之全、经费之足、管理之严、成就之大,在中国教育史和书院发展史上享有比较高的地位,素有“衡湘洙泗”、“道南正脉”的美誉。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宽族裔李士真“援宽故事,请于郡守,愿以私财”,在李宽办学旧址上对石鼓书院进行首次重建。史载,宋朝皇帝曾两次给石鼓书院赐额。一次是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这在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和朱熹的《石鼓书院记》中有录;一次是仁宗景祐二年(1035),仁宗允集贤殿校理刘沆之请,诏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5顷,使石鼓书院声名大振,遂与睢阳、白鹿洞、岳麓三书院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石鼓书院首任山长李宽、后任山长李士真同祀石鼓七贤祠,与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黄干并称石鼓七贤。
        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六记:“掌书院讲习者谓之山长,山长亦称院长,亦称山主。”五代时蒋维东隐居衡岳讲学,受业者称蒋为山长(见《荆湘近事》)。至宋相沿为习,书院益多。元代书院,亦置山长,讲学之外,并总领院务。清乾隆时改为院长,清末仍名山长。对其人选,明代多以品望为主,没有地域限制。清代虽强调品行、学问,然而多主张选择本地人士。自南宋以来,石鼓书院历代延聘了数十位山长,由于屡遭战乱,兵火连绵,现在能够查找到有名有姓的有40余位。
        南宋时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大儒朱熹的《石鼓书院记》。在这篇带纲领性的历史文献中,朱熹对书院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育重点、教学方法作了具体阐述。尤其是他倡导的将义理之学、修身之道作为书院的办学宗旨,以达到“明道义正人心”教育目的,不仅为当时全国各书院所效法,而且对元、明、清历代办学都有深刻的影响。山长留名者有戴溪、程洵、李访。戴溪在孝宗淳熙五年(1178)中省试第一,累官至权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淳熙十二年(1185),石鼓书院得以恢复重建,戴溪任山长,与诸生讲《论语》,有《石鼓论语问答》三卷。程洵为朱熹门人,潜心理学,是程朱学派的重要学者。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始出任衡阳主簿。十四年又暂代石鼓书院山长,以宣扬朱子张子之学为要务,一时“士友云集,登其门者,如出晦庵之门”(清康熙《衡州府志》)。在衡期间留有题咏石鼓诗若干首,并编纂首部《石鼓书院志》(后散失)。南宋开庆元年(1259),石鼓书院毁于兵火。景定元年(1260),提刑俞琰命山长李访“尽复旧观”,取明德新民文章,为诸生丕扬其义,绝响再闻,士风作振。宋王朝南迁后,较为著名的书院为石鼓、白鹿洞、岳麓、象山等,嵩阳因战乱宋末时废毁,及至明中期嘉靖年由登封知县候泰重建才得以恢复书院。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朝代之一,统治者基本上不学无术,仇视汉族文化,书院基本上处于政府监控之下。例外的是,石鼓书院与全国其他书院遭际不一样,是少有的受统治者重视的书院,还获赠学田。历任石鼓书院山长有邓大任、王复、康庄、程敬直、李宥孙、金文海、朱仁仲、张珪等,但就跟元代本身一样,这些名士也只是客串了一把山长,未能有多大作为,因此,正史、野史中都很难查找到他们的资料。
        明清两代,衡阳地方官员对于石鼓书院有着一种特别的情结,这也是石鼓书院得以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元末兵燹后,自明代永乐年间起,经过衡州知府史中、翁世资、何珣及湖广宪副沈庆等人70多年的努力,书院终于规制大备,沉寂多年的石鼓书院又再次兴盛起来。正德四年(1509),叶钊为山长,讲圣贤身心之学、道德之首,剖晰疑义,阐发幽微,“时学者翕然云从”。王大韶青少年时期求学于石鼓书院,致仕后“重返母校”,主讲石鼓书院,并参与编纂、重校首部《石鼓书院志》,为后世留下了极为珍贵的有关书院史料。其他知名山长有周诏、李明安等。到了清代,山长陈正雅、吴炯、宋蓟龄、旷敏本、林学易、李振南、罗廷彦、王光国、余廷灿、李继圣、刘高阁、谭鹏宵、张学尹、常大湘、刘祖焕、蒋琦龄、邹焌杰、冯俊、邓传密、李扬华、左斌、江昱、祝松云、莫重坤、曾熙等,基本上都是进士、举人出身,才高八斗,学贯古今,官场历练多年,卓然湖湘名士,主观上要为桑梓造福,客观上保证了教育质量,石鼓书院“宛然一邹鲁洙泗之夙也”。
        比山长更牛的是山斗,也就是泰山、北斗的合称,犹言泰斗。邹守益是明代大儒王守仁的高足,正德六年(1511)中进士第一,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嘉靖中讲学石鼓,著《教言》25篇(又称《语石鼓诸生二十五篇》),对识性、求实、时习、笃行、慎独、戒惧、格物、致知等作了精辟的阐述,成为诸生向学的至理名言。四方从游者踵至,被诸生尊为书院“山斗”。旷敏本和林学易都是衡山县人,都是进士出身,都是石鼓书院历史上很有作为的山长。旷敏本乾隆十九年(1754)被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任职约三年,后出任石鼓书院山长,因学问精湛,出类拔萃,倍受时人称颂,士子争以出其门下为幸。林学易幼年受知于学使,有“国士”之称。乾隆二十六年(1761)聘为石鼓书院山长,连续执掌书院达15年之久。末代山长(1894~1902)曾熙是衡阳县石市人,光绪进士,累任提学使,不久返湘,主讲石鼓书院,后任湖南教育学会会长、南路优级师范学堂监督。
       石鼓书院素称人才荟萃之地,讲学风气甚浓。历代名师大儒,如宋代的朱熹、张栻、郑向、黄干,元代的偰玉立、奚汉伯颜、李处巽、陈淞年,明代的湛若水、蒋信、罗洪先、赵贞吉、茅坤、李渭、罗近溪、甘公亮、蔡汝楠、刘尧诲、王万善,清代的王敔、潘宗洛、吴时来、余廷灿、刘良弼、江恂等,都相继来这里登台传道,使石鼓成为远至京师近至衡永郴桂士子们向往和云集的学府,成为湖湘地区引人瞩目的儒学传播基地,并进一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讲学式”书院的楷模,对湖湘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石鼓书院经过近十次的重修,在修葺的过程中,尽量保持其原貌,现在的石鼓书院主要是由禹碑亭、武侯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合江亭、朱陵洞组成。
        始入石鼓书院,穿过大门,走过长廊,映入眼帘的是禹碑亭。禹碑亭亭柱上题着一副对联:“蝌蚪成点通,天地衍大文”,此联为中国现代著名书法家史穆所题,在禹碑亭中央放置着一块禹碑,为蝌蚪文所做,禹碑为大禹治水功成在南岳衡山所刻,最早见于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其后史乘屡有记载。衡阳石鼓山禹碑亭始建于明万历九年(1581),位于石鼓山南面。
       明代杨慎为禹碑作释文亦置于此。
        穿过禹碑亭,来到石鼓书院二门前,只见篆书对联“名修千佛上;至味五经中”于门上,石鼓山与道教文化有颇深渊源,后建立石鼓书院以“四书五经”作为正统教育教材,这幅对联是对石鼓书院的真实写照。
        透过二门,看到眼前有两个祠堂,位居其右的为“武侯祠”,位于左的为“李忠节公祠”,武侯祠和李忠节公祠与石鼓书院都没有很多联系,但是由于这两位英雄的事迹都发生在石鼓山,遂将其移至石鼓书院。
        武侯祠为纪念诸葛亮而建。武侯即诸葛亮(181—234),因其曾封武乡侯,故世称武侯。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刘备任荆州牧,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驻临然即今衡阳,督办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军赋,相传住在石鼓山上。后来人们在临然驿旁建武侯祠以供祀享。宋代重修石鼓书院时,将武侯祠移至石鼓山。南宋理学家张栻曾作《武侯祠记》,并亲笔勒石立碑。
        祠堂门上题有对联“心远地自偏,问草庐是耶非耶,此处想见当日;江流石不转,睹秋水来者逝者,伊人宛在中央”,上联武侯犹忆刘备“三顾茅庐”,拜访贤才,下联武侯观以前实景,感慨万千。
         李忠节公祠为纪念李忠节的高风亮节而建。李忠节公名李芾,字叔章,南宋衡州人。南宋德佑元年,元军将犯,李芾临危受命,任潭州(今长沙)知州兼湖南安抚使,率领军民抗击元军三月有余,城破,举家殉国。元代在衡州城南金鳌山李带故宅建李忠节公祠,配祀李芾部将沈忠和衡阳县令穆演祖,清代移建石鼓山。元代宋本和清代陈沆先后有记。清同治年间(1862—1864)重修石鼓书院时,彭玉麟(时任兵部右侍郎)为李忠节公祠题联,赞扬了李忠节铁骨铮铮,为民族大义的牺牲精神。
       穿过两祠堂,大观楼跃入眼帘,在大观楼内,你一眼便可以望到“书院七贤”画像依次排列,这是他们这一群文人雅士的贡献才有今天的石鼓书院。大观楼内放置着各地名人为其做的诗词和书画。
       参观完大观楼,便是合江亭。
        石鼓书院是中国四大书院创建最早,并具有确切史志记载的书院。书院制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自唐至清未存在了一千多年。唐时书院从《全唐诗》中考证有十一所,从地方史志中有记为十七所(以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和王镜第著《书院通证》及周书舲著《书院制度之研究》三文所列十七所为准)。两者都有载的仅三所:为衡阳李宽中秀书院〈石鼓书院〉、南溪的南溪书院、永济的费君书院。
        《全唐诗》十一所书院。李泌书院(南岳衡山邺侯书院),第四郎新修书,赵氏昆季书院,杜中丞书院,费君书院,李宽中秀才书院,南溪书院,李群玉书院,田将军书院,子侄书院,沈彬进士学院
         地方史志注明为唐代设置十七所书院。丽正书院,张九宗书院,石鼓书院,皇寮书院,松州书院,青山书院,瀛洲书院,景星书院,义门书院,鳌峰书院,韦宙书院(南岳衡山),卢潘书院(南岳衡山),杜陵书院(耒阳),明道书院,梧桐书院,桂岩书院。
         石鼓书院七贤。创院始祖李宽、哲学与文学大家韩愈、李士真、理学鼻祖周敦颐、理学集大成者朱熹、“东南三贤”之一——张栻、黄斡。
        石鼓书院八景。石鼓书院八景:“东岩晓日,西豀夜蟾,绿净蒸风,洼樽残雪,江阁书声,钓合晚唱,栈道枯藤,合江凝碧。”

       徂徕书院
中国四大书院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泰山学派,毓毓文风
        南宋宰相范成大《骖鸾录》首举徂徕书院,在历史上,范成大最早的提出了古代四大书院之说:“诸郡未命教时,天下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说法,即起源于此。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曾言:“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在古代,泰山徂徕书院,曾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是著名的古文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
        山东徂徕书院,开启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化,流动着儒家文化的风骨,它在齐鲁文化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东徂徕书院,不仅对于中国古代书院史的考察,而且对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徂徕书院也成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辉的篇章。
       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学精神为先导,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 一时,泰山徂徕书院门生弟子云集,著名的有姜潜、刘牧、张洞、李蕴、祖择之、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金代的党怀英、清代的赵国麟都曾读书于此。徂徕山上,古迹众多。据初步普查,今存寺庙3处,碑碣54块,摩崖刻石113处,古树名木千余株。《诗经》、《史记》对此山有多处记载,历史名人多有题咏,民间传说更是数不胜数。
         吴王、孔子、汉武帝、汉光武帝、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曾亲自登临,司马迁也曾到达此处,汶河沿岸是春秋时鲁国人才辈出之处。
        大师鼎立、交辉相应:孙复、石介、胡瑗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
        朱熹所说的以上三个人,就是和泰山徂徕书院有紧密联系的当时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和胡瑗。也就是,当时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铁肩担道义·徂徕之风,流传千载
        当时,以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为代表的泰山学派摧垮了杨亿、刘筠为首的西昆体,促进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石介遂成为一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石介一生,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排斥道佛,标举儒家正统思想。主张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为现实服务,极力抨击宋初浮华的文风,指责杨亿的西昆体是“蠹伤圣人之道。”
        石介的文学成就对后人影响很大,欧阳修、苏轼、刘概都对他甚为赞扬。
         石介有强烈的民本思想。他在《根本策》一文中说:“国家就是百姓,有百姓就有天下,否则天下就名存实亡。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重视百姓,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民族的沉思国民的反省
        石介一生,可以说是“铁肩担道义”、荡气回肠、惊悚跌宕的悲剧一生,悲剧来源于他的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也有人批评他个性过于“躁急”,即政治上不够成熟。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旦过于“成熟”,就必然大大减弱其思想上的锋芒。对此,我们是否更应该激赏那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坚定豪迈和热血沸腾呢?
         畏畏缩缩、油腔滑调的政治成熟显得太过龌龊,我们是否在灵魂深处,缺少了石介所代表的这一类士大夫所具有的气魄和血性呢?
        我们族群中的大多数,是不是那种唯利是图、曲意逢迎、上媚下陷,迎合着权贵和低俗的社会需求的一群?是不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激情不再?是不是那种为民请命、甘洒热血的豪情亦被荡涤的干干净净? ?
        沉思吧,吾之民族!吾之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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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玉祥—洗心亭题词,警示后人
        上世纪30年代,爱国将领冯玉祥隐居泰安,曾在泰山普照寺西北五贤祠(孙复、石介、胡瑗、宋焘、赵国麟)居住,冯将军景仰前贤品德学问,曾照《宋史》本传立石介、孙复碑。
        同时,为进一步表示敬重,冯将军又邀请石、宋、赵三贤后人会见,当时三姓后人去了百余人,冯将军握着石介后人石景谦的手与之交谈良久,并赠与礼品。
        泰山五贤祠分东西两院,东院为祠,西院为讲书堂。祠后石崖上有题刻“讲书台”、“授经台”、“千秋道岸”、“能使鲁人皆好学”等,多少让人看出些儒家学府当年的影子。
         五贤祠前溪畔有石亭,额书“洗心亭”,四面皆为清代人题联,似也没什么佳句。
         冯玉祥在“洗心亭”内题的标语:“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看了让人血涌心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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