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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晴的光痕 薪的火花 诗的余韵 竹的烙印

 
 
 

日志

 
 

甘棠  

2017-03-13 10:15:06|  分类: 诗经解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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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经》读到此,诗的变化聚焦于“字”的变化,魅力在字意的细微不同。表达同一种现象、行为、感情,能找到几个不同的字,便成篇章。---------有感
          爱屋及乌,爱君及树。
【作品介绍】
  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这首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许为“千古去思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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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译文及注释对照】
《诗经·召南·甘棠》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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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16】甘棠
【题解及原文】相传西周召伯听政于甘棠树下,人民怀念他,写了这首诗。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
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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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蔽芾(废fèi):树木葱茏貌。甘棠:杜梨树。
2、翦:即剪。
3、茇(拔bá):与下文的憩、说,同为暂时滞留之意。
4、败:折枝。
5、拜:屈枝。
 
【白话翻译】
葱茏杜梨树,请勿去砍伐,召伯曾居住。
葱茏杜梨树,请勿去折断,召伯曾停歇。
葱茏杜梨树,请勿去弯曲,召伯曾停驻。

【讲解】
  《甘棠》一诗的主旨,自古至今,惟蓝菊荪《诗经国风今译》认为是讽刺召伯之作,其他几乎众口一辞,均认为是怀念召伯的诗作。如《毛诗序》云:“《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国。”郑笺云:“召伯听男女之讼,不重烦百姓,止舍小棠之下而听断焉,国人被其德,说其化,思其人,敬其树。”朱熹《诗集传》云:“召伯循行南国,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其后人思其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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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在《史记·燕召公世家》中记载得比较明确:“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乡邑,有棠树,决狱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无失职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怀棠树,不敢伐,歌咏之,作《甘棠》之诗。”许多民间传说和地方志中的资料也都足以证明召公听讼甘棠树下的故事流播广远。召伯南巡,所到之处不占用民房,只在甘棠树下停车驻马、昕讼决狱、搭棚过夜,这种体恤百姓疾苦,不搅扰民间,而为民众排忧释纷的人,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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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诗三章,每章三句,全诗由睹物到思人,由思人到爱物,人、物交融为一。对甘棠树的一枝一叶,从不要砍伐、不要毁坏到不要折枝,可谓爱之有加,这种爱源于对召公德政教化的衷心感激。(文是一种过程、细节、逻辑、变化)而先告诫人们不要损伤树木,再说明其中原因,笔意有波折亦见诗人措辞之妙。方玉润《诗经原始》说:“他诗练字一层深一层,此诗一层轻一层,然以轻愈见其珍重耳。”顾广誉《学诗详说》说:“丕言爱其人,而言爱其所茇之树,则其感戴者益深;不言当时之爱,而言事后之爱,则怀其思者尤远。”陈震《读诗识小录》说:“突将爱慕意说在甘棠上,末将召伯一点,是运实于虚法。缠绵笃挚,隐跃言外。”对此诗的技巧、语言都有精辟的论述,读者可以善加体味。全诗纯用赋体铺陈排衍,物象简明,而寓意深远,真挚恳切,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引旧评许为“千古去思之祖”。  (昝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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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过了宜阳县城的大转盘,继续西行,便能远远地看到一块路牌“甘棠桥”。据资料记载,甘棠村,位于宜阳县西北3公里处,甘棠河从村中流过,村里还留下一些可以看得到的遗址、遗迹,还有一块“召伯听政处”的古碑。  召伯听证处在全国据说有120处,但召伯听证处碑仅存这一通!碑是清朝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河南府尹张汉书文、宜阳知县郭朝鼎立。 碑体看起来很新,正面书写着“召伯听政处”五个大字,字端正,气势豪放。四周松柏环抱,一片苍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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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棠村隶属寻村镇,南临洛河,北依香鹿山。西周大政治家文王庶子召伯,辅成王时,外出巡视于此,在甘棠树下休息,有人向他讼诉,召公当即进行秉公处理。他这种爱民行为深受人们爱戴,过后,人们看到这棵棠梨树就好像看到召伯,把这棵树看成是召伯的象征,纷纷歌咏以示怀念,因而这个村庄就叫做甘棠。
       甘棠虽小,但地处洛阳、西安的交通要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东魏、西魏建立后,甘棠属于东魏。公元538年,西魏攻占了甘棠,为了永久占据这一战略要地,西魏历时10年修建了甘棠县城,没想到城刚修好,就被东魏占去。西魏不甘心,几个月后又将甘棠夺回;公元569年,甘棠成为北周的领地;到北齐时,被夷为平地的甘棠又建起了九曲城。
        唐时,这里建有甘棠馆。据传,当时这里池塘苑囿,茂林修竹,青山绿水,花木峥嵘,风景极为优美。历史上名人雅士多会于此,来往游者,络绎不断,题词留诗。唐代诗人刘禹锡、杜牧,宋代著名散文家欧阳修,明代兵部尚书王邦瑞,清代河南府尹张汉等都曾到此饱览山水,凭吊先贤,并留下许多不朽诗篇。刘禹锡有《题寿安甘棠馆二首》,盛赞甘棠驿环境清幽,诗曰:“公馆似仙家,池清竹径斜。山禽忽惊起,冲落半岩花。门前洛阳道,门里桃花路。尘土与烟霞,其间十余步。”
        后世,人们还建有召伯祠,祠内原镶嵌着“召伯坐像碑”,碑高1.1米,宽0.6米。上刻甘棠树一株,召伯端坐树下石上,左上方镌刻“召伯甘棠图赞”6字,笔力雄健,刻工精细,右下方题跋80余字。此碑现存县文管所内。
       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的交通已具相当规模。中原各国的陆路纵横交错。古时,洛阳西去长安,有两条古道,一条是北线,称为“北崤道”,是从谷水出发,经新安,过渑池,穿崤山,直达陕州;一条是南线,称为“南崤道”,是从洛阳出发,沿着洛河北岸,经韩城,过三乡,然后拐向西北,过雁翎关,抵达陕州。这两条大道,在陕州交会后,滨黄河西上,经桃林塞和华山北麓,最后通往长安。
       据史料记载,宜阳地区从周代开始就建有驿站。唐代时,白居易自长安赴洛阳,途经宜阳时,写下一首诗:“从陕至东京,山低路渐平。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诗中所说,自陕州到洛阳,共经历十三处驿站,所以是“风光四百里,车马十三程”。这十三程驿站中,宜阳境内至少有四个,即三乡驿、韩城驿、柳泉驿、甘棠驿,略算一下里程,每个驿站的间距正好三十里。
    甘棠驿,古时这里有许多甘棠树,是风景很美的一个驿站,早春三月,白色的小花开满校头,金秋八月,棕色的果实累累串串,望之悦目,食之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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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棠》诗在汉代的《韩诗外传》也有阐发。  《韩诗外传》卷一:
       昔者周道之盛,召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召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召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说,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絈甘棠,勿戋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过去周朝政教兴盛的时候,召伯(西周初期太仆邵公)在朝做官,办理具体事务的官员请求营建邵地,让邵伯居住。召伯说:“唉!为了我一个人而劳苦百姓大众,这不是我们先君文王的志向啊。”于是离开国都走向田野,在黎民百姓中间去审理案件,召伯露天居住在野外,在树下搭了一座茅房。百姓十分高兴,耕田养蚕的人用双倍的力量努力生产,于是年谷获得了大丰收,百姓家家丰衣足食。从这以后,在位的官中骄淫奢侈,不体恤老百姓,赋税繁多,百姓穷困贫乏,耕种养蚕都违背了农时。当时诗人看见召伯曾在下面休息过的那棵树,就作诗赞美歌颂召伯,这就是《诗·召南·甘棠》篇,诗里说:“枝繁叶茂一棵甘棠,枝叶莫剪掉,树干莫砍伤,树下是邵伯住的草房”,说的就是这件事啊!
        2011年11月15日,“甘棠遗爱”石碑在对宜阳城西南古城墙地基进行施工时被挖掘出来。石碑高92厘米、宽70厘米,碑文“甘棠遗爱”四个大字为楷体书写。经宜阳县文管所专家现场勘察,确定为珍贵文物,是研究召伯文化的最好证据。随后,石碑被运到甘棠村文化大院进行保护。
       召伯是西周时与周公同等重要的开国人物,也是西周参政时间最长、年龄最高的一位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召公姓姬,名奭,“文王庶子”,周公之兄,官居太保。因其采邑在召地,位列三公(周公、召公、太公),故称召公。召公历经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代,不仅策划参与了武王、成王时期的克商战争,营造洛邑,征伐东夷等重大历史事件,而且还多次巡行南国,布文王之教化,为开创和巩固周王朝800年基业,建立了卓著的功勋。周初“召公为保,周公为师”。周公死后,他还兼司寇,除监护年幼的成王外,还主管教化和司法,并著有《尚书?召诰》和《诗经?卷阿》等。周康王二十六年,召公去世,死后谥号“康王”。因其早先封地于北燕(今北京),故又称燕召公。
       相传他在协助周公镇守东都洛阳期间,经常步行乡间察看民情,处理民间诉讼,调解民事纠纷,深受黎民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召伯以德政治天下,应天时,顺民心。时间不长,这一带社会安宁,民风和善。以后,召伯与周公“分陕而治”,去管理陕原以西的那块地方去了,但这里的人们还一直思念着召伯的恩德,把这里称作“召伯听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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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赋体,辞赋学名词。赋体是指辞赋的体制或体裁,对于辞赋的创作有其相应的创作规范。辞赋体裁不同,风格也会有相应的变化。根据辞赋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不同,辞赋的体裁被分为若干种。 赋体的变化是随着辞赋的发展史而产生和演变的。屈原的作品《离骚》开启辞赋史的源流,经过历朝历代的发展和演化,已形成了骚体赋、汉大赋、骈体赋、骈文律赋、白话赋等不同的发展时期,辞赋随着体裁的变化而形成了多种风格和多种流派。
       赋体分为四种: 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
       古赋
      古赋包括战国末期荀子的《14赋篇》和汉赋。荀子《赋篇》分别写了礼、知、云、蚕、箴等5种事物,以韵散相间和问答体的结构方式 ,“ 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刘勰《文心雕龙·谐隐》)。汉赋渊源于荀子《赋篇》,并在文学体制上接受了楚辞和战国恣肆文风的影响。汉赋又包括汉初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为代表的骚体抒情赋;西汉前期至东汉中期以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为代表的散体大赋;东汉后期以赵壹《刺世疾邪赋》为代表的抒情小赋。其中,汉代散体大赋是为正宗。
        俳赋
        俳赋,赋体的一类。即骈赋。以句尾有韵脚而别于骈文。“俳”的本义是游戏。宋代称对句为“俳语”,因称注重对仗的赋为“俳赋”。“骈”即对偶的意思,所以又称之“骈赋”。
       俳赋,魏晋体制未严。其特点是通篇基本对仗,两句成联,但句式灵活,多用虚词,行文流畅,词气通顺,音韵自然和谐,未讲四声八病。如曹植的《洛神赋》基本上顺语势作流水对,有三言句、六言句及骚体句。而西晋陆机的《文赋》以六言句为主,两句对联,体制已趋严整,但句式不避参差。
       俳赋,南朝体制特点是,通篇对联,技巧出新;炼词熔典,讲究声律;渐趋四六,渐近律赋。如庾信的《小园赋》,除连接转折的虚词外,句子字数虽有参差,但基本为四六节奏,两句一典,隔句对仗,犹如对联串缀成文。但较之唐代律赋,则四六未严,平仄欠备。所以程杲说:“四六盛于六朝,庾、徐推为首出。其时法律尚疏,精华特浑。”——《识孙梅(四六丛话)》
       文赋
       文赋的产生和古文运动密切相关,古文家们的创作理论如句式取其自然、好用议论、注重借鉴秦汉文章等正是文赋产生的理论基石,而当时文坛上破体为文的创作风气以及律赋、咏史怀古诗、陆贽骈文的盛行等,也从实践的方面刺激了文赋的产生。
文赋,文赋尚理而失于辞,故读之者无咏歌之遗音,不可以言丽矣。至于律赋,其变愈下,始于沈约四声八病之拘,中于徐、庾隔句作对之陋,终于隋唐宋取士限韵之制,但以音律谐协对偶精切为工,而情与辞皆置弗论。
       律赋
       唐代时科举制度盛行,诗赋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于是产生了考试专用的试律赋,叫做律赋。律赋在骈赋的基础上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并对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作了严格的限制。“律”是格律,指作赋必须遵守的对仗、声韵的限制。唐代进士科举考试命题作赋,除须遵守俳赋对仗声律要求外,还限定了表示立意要求的韵脚字,一般为四言两句八字,即限八韵。宋代试赋沿袭唐制。后世便通称这类限制立意和韵脚的命题赋为“律赋”。
南朝俳赋的对仗、声韵有一定讲究,但未形成格律唐代进士科试诗赋,使士人必须熟悉对仗技巧和四声八病,掌握俳赋写作技能以应付考试,律赋,是对骈体赋的进一步规范。从四六文体在唐宋时的地位看,它是唐宋时代最广泛使用的文体,四六文的应用比起古文来还要广泛。
       宋代是律赋的发展期,宋代科举考诗赋,所以一般的文学家也都从事于律赋的写作金代的科举也沿用了律赋,但成就不高,名家更寥寥。元代、明代不以律赋考试,所作的就很少,清代是律赋的高峰,无论数量上还是成就上都远远超越前代。有清一代,律赋名家辈出。律赋名家往往也是以才情学识见长的诗人学者
      赋,是由楚辞衍化出来的,也继承了《诗经》讽刺的传统。晋代陆机在《文赋》里曾说: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赋,除了它的源头楚辞阶段外,经历了骚赋、汉赋、骈赋、律赋、文赋几个阶段。学者将赋体分为四种: 一曰古赋,二曰俳赋,三曰文赋,四曰律赋。汉赋渊源于荀子《赋篇》。从真正作为独立文体的赋来看 , 荀子之赋还很不成熟 , 仅仅只是开端 , 真正为汉赋体制奠定规模基础的应是宋玉,代表作是《高唐》、《神女》、《风赋》。“赋”字用为文体的第一人应推司马迁;真 正把自己作品称为赋的作家第一人是司马相如;“赋”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后期荀况的《赋篇》。司马相如、杨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赋体历史
       辞赋可以分成骚体赋、文体赋、骈体赋、律体赋四种体裁,这四种体裁在历朝历代有着源远流长的发展脉络。用列表形式把赋体分类源流展示如下:
       一、赋体分类发展源流
       骚体赋:先秦(屈赋)—汉朝(拟骚,下同)—六朝—唐朝—宋金—元明清
       文体赋:先秦(屈原〈卜居〉、〈渔父〉、荀赋、宋玉)―汉代文体大赋—汉末文体小赋—六朝文体小赋—唐朝仿汉大赋、文体小赋—宋朝仿汉大赋、一般文体赋、欧苏新文体赋—元明清文体赋
      骈体赋:六朝—唐—宋—元明清
      律体赋:唐—宋金—清
       由上表可见,骚体赋从先秦到清代源流不断,只是有屈原楚辞体和后世拟骚体的区别;文体赋从先秦到清代也是源流不断的,不是到宋代才突然出现一种文体赋;骈体赋从六朝诞生,其发展史一直贯通到清朝;律赋与科举考试制度内容变化相关联,出现在唐朝、宋金和清朝三个时段。
          二、宋代骚体赋
         宋代骚体赋不能一概论之,可以将其分成三种:其一、以四言或六言为主,且有大量“兮”字的骚体;其二、基本上无“兮”字,且句式整齐的骚体;其三、以“辞”为名,形同歌行的骚体。列表如下:
       通篇有大量“兮”字的骚体基本上无“兮”字的骚体以“辞”为名或以“篇”“操”之类为名的骚体
        晁补之〈北渚亭赋〉 〈黄庭坚别友赋〉(送李次翁)晁补之〈望涡流辞〉、黄庭坚〈明月篇赠张文潜〉
       例如,晁补之是北宋擅长骚体的赋家,他的〈北渚亭赋〉写道:“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独立。根旁礴而维坤兮,支扶疏而走隰。”这就是一般有大量“兮”字骚体的典型句式。至于某些文体赋中某一段有骚体句式者,不属此例。
       又如黄庭坚有〈别友赋〉(送李次翁)写道:“曩闻义于孙李,指尊选以见招。惜予行之舒舒,日其夜以为朝。予望道于篞垣,见万物之富有。”这种句式就是蔡梅枝所谓的“齐言体”,其实显而易见,在上句的末尾加一“兮”字,这种赋就与典型的骚体没有区别。
       再如,晁补之《鸡肋集》巻三收有〈望涡流辞〉、〈追和陶渊明归去来辞〉等十多篇以辞为名的骚体赋作。黄庭坚《山谷集》卷一有〈楚词七首〉,其中如〈明月篇〉(赠张文潜)写道:“天地具美兮生此明月,升白虹兮贯朝日。工师告余曰斯不可以为佩,弃捐椟中兮三岁。不会霜露下兮百草休,抱此耿耿兮与日星游。”〈龙眠操三章〉(赠李元中)写道:“吾其行乎道,渺渺兮骖弱。石岩岩兮川横,日月兮在上。风吹雨兮昼冥,吾其止乎。曲者如几,直者如矢。"这类作品虽然不以辞赋为名,但读来显然是骚体赋句调。
        三、宋代文体赋
        宋代文体赋不能一概论之,可以将其分成三种:仿汉文体大赋,一般文体小赋,欧苏式新体文体。列表如下:
        仿汉文体大赋一般文体小赋欧苏式新文体赋
         张耒〈大礼庆成赋〉张耒〈吴故城赋〉张耒〈秋风赋〉、〈鸣蛙赋〉
         例如:苏门学士张耒有〈大礼庆成赋〉,这是一篇仿汉式的散体大赋。祝尧《古赋辨体》卷三〈子虚赋〉评语云:"此赋虽两篇,实则一篇。赋之问答体,其原自〈卜居〉〈渔父〉篇来,厥后宋玉軰述之,至汉此体遂盛。此两赋及〈两都〉〈二京〉〈三都〉等作皆然,盖又别为一体。首尾是文,中间乃赋。世传既久,变而又变。其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而专于辞者,则流为齐梁唐初之俳体;其首尾之文以议论为骋而专于理者,则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性情益逺,六义澌尽,赋体遂失。然此等铺叙之赋,固将进士大夫于台阁发其蕴而验其用,非徒使之赋咏景物而已。须将此两赋及扬子云〈甘泉〉〈河东〉〈羽猎〉〈长扬〉,班孟坚〈两都〉 ,潘安仁〈藉田〉,李太白〈明堂〉〈大猎〉〈圜丘〉,张文潜〈大礼庆成〉等赋并看。"这段话充分说明了张耒此赋与汉代以来散体大赋一脉相承的关系。
        张耒另有二十多篇文体小赋,则与汉式大赋或欧苏式新文体赋关系不大,观其在〈吴故城赋〉后的一段跋文:“予近读曹植诸小赋,虽不能缜密工致,悦可人意,而文气疏俊,风致高远,有汉赋余韵。是可矜尚也,因拟之云。”可以证明张耒的文体小赋自有所本,并不一定都是学欧苏文体的。其他作家也有类似的文体小赋。
       至于欧苏式文体,则是以散文的方法写赋,脱离了赋铺叙和言情的本质特点,专门以说理议论为主。欧苏式文赋大约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在句式上,不像骈赋或律赋那样专讲属对的精密工切,虽间有偶句,但主要是由散体句式来表现,参差错落,富于变化。二是在押韵上,没有试赋那种限韵的束缚,在韵脚上没有严格的讲究,只是随着行文的需要而灵活变化。三是在用词上,但并不像传统的汉代散体赋那样着意于辞藻的修饰和铺排,语言往往清新流畅,平易浅近。四是在表达方式上,往往注重说理议论。成功的范例,除了〈秋声〉〈赤壁〉之外,有黄庭坚〈苦笋赋〉、张耒〈秋风赋〉、〈燔薪赋〉、〈鸣蛙赋〉之类,差可比拟,其他则罕见其匹。
        四、宋代骈体赋
        宋代骈体赋,具备前代骈体赋的一般特征,如注重对偶、用典、声律、辞藻等等,此外或篇幅短小,或与律赋相近,或与文赋相近。列表如下:
        篇幅短小的骈赋与律赋相近的骈赋与文赋相近的骈赋
        黄庭坚〈放目亭赋〉米芾〈动静交相养赋〉黄庭坚〈刘明仲墨竹赋〉
        如黄庭坚的〈放目亭赋〉写道:“放心者,逐指而丧背;放口者,招尤而速累。自作訿訿,自増愦愦。登高临远,唯放目可以无悔。防心以守国之械,防口以挈瓶之智。以此放目焉,方丈寻常而见万里之外。”全文短小精悍,对仗工稳。
       又如米芾〈动静交相养赋〉首段云:“天地有常道,万物有常性。道不可以终静,济之以动;性不可以终动,养之以静。养之则两全而交利,不养之则两伤而交病。故圣人取诸〈震〉以发身,受以〈复〉而知命。所以《庄子》曰智养恬、《易》曰蒙养正者也。”此段与律赋之破题并无二致。
       再如黄庭坚〈刘明仲墨竹赋〉,全篇句式对偶基本工整,但又有“黄庭坚曰”、"苏子曰"之类散句错综其间,仿佛是用散体文的结构来写作骈赋,表现出骈体向文体过渡的态势。
         五、宋代律赋
       律赋最重要的特征是韵脚限制。宋人王楙《燕翼诒谋录》说:“国初进士辞赋押韵不拘平仄次第,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辞赋自此齐整,读之铿锵可听矣。”由此可见,宋代官方规定的律赋押韵规则比唐代更为严整。不过,要完全熟悉和达到考试规定的押韵规范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且非考场所用的律赋也不必严格实行四平四仄的押韵规范,加之由于传抄版刻诸因素,造成部分律赋所限韵脚有脱落的现象,造成后人辨认赋体的困难。
       各朝赋体
       一、从体裁特点上看,汉代辞赋有三种基本形式[5] :
         1.诗体赋,四言为主,隔句用韵,篇幅较小,盖由《诗经》演变而来,与诗比较,趋向于散体化。
         2.骚体赋,形式与楚辞大体相同,乃由楚民歌演变而来抒情性强。
        3.散体赋,句式三、四言至九、十言均有,韵散结合,以体物为主,一般直书其事,铺采摛文,排比铺陈,多以问答体形式展开描写,辞藻富丽,篇幅庞大。主要由诸子问答体、战国纵横游说之文和楚辞演化而来。
        二、唐代之后的赋作体裁
       中国传统文学的体裁大致可以分成"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文心雕龙·总术》)两种。在韵文之中,诗歌与辞赋是主要的代表性文类。辞赋的体裁,按照我的分类,可以分成骚体赋、文体赋、骈体赋、律体赋四种,简称为骚赋、文赋、骈赋、律赋(详参拙撰〈宋代辞赋辨体论〉,《逢甲人文社会学报》第7期,2003年)。骚体赋和文体赋是从先秦战国到汉代形成的文体,骈体赋是六朝形成的文体,律赋是唐代形成的文体。唐代及其以后各个朝代,骚、文、骈、律四种赋体都有所发展,根据社会功能和个人爱好,逐渐有所分工,正如清代赋家侯心斋所说:「今之作者,遇大典礼或用古赋(按:包括文赋和骈赋);言情适志之作或杂用骚赋、文赋;考试所用皆律赋也。」(引自程祥栋编《东湖草堂赋钞》初集卷首)认为赋体之选择,是由表现内容的需要所决定的。侯心斋的讲法是不错的,不过,如果从唐代以后现存赋作的数量来考察,哪种赋体流传最多呢?事实上,律赋却是留存数量最多的一种赋体。
        三、清代赋学家采用了赋体「三分法」。
       清初陆葇编《历朝赋格》十五卷,汇选历代之赋,起自荀子、宋玉,下迄元明,先按照赋体总分为三格:曰文体、曰骚体、曰骈体。
       林联桂《见星庐赋话》继承这种三分法。首先指出「古赋之名始于唐,所以别乎律也」,接着区分古赋之体为三种:
      「一曰文赋体。以其句栉字比,藻饰音谐,而疏古之气一往而深,有近乎文故也。」
       自周荀卿〈礼赋〉、宋玉〈风赋〉至唐杜牧〈阿房宫赋〉,以及宋元明以下之文体赋皆属此类。
       「一曰骚赋体。夫子删诗,楚独无风。后数百年,屈子乃作〈离骚〉。骚者,诗之变,赋之祖也。后人尊之曰经,而效其体者,又未尝不以为赋。」
        从汉贾谊之〈旱云赋〉至明陶望龄之〈述志赋〉、伍士隆之〈惜士不遇赋〉之类,皆属此体。
       「一曰骈赋体。骈四俪六之谓也。此格自屈、宋、相如,略开其端,后遂有全用比偶者。浸淫于六朝,绚烂极矣。唐人以后,联四六,限八音,协韵谐声,严于铢两;比如画家之有界画勾拈,不得专取泼墨淡远为能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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