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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宋纪四十六---朋党论  

2017-05-15 14:29:23|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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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宋仁宗时期,开始有“朋党”一说,宋仁宗采取容忍态度,而大臣间不断挑起事端,相互攻击。其实,着也许是“政党”的发端,是具有共同志趣、爱好、理想、才情的人结合在一起,只是没有组织、纲领、旗帜等。现在党内有派,也是“朋党”现象的延续,是非常危险威胁政权的现象。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自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嗟呼!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朋党论》是北宋著名文学家欧阳修在庆历四年(1044)向宋仁宗上了一篇奏章,被评为是欧阳修最好的文章之一,也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运动中最好的文章之一,在汉语言文学传世的政论散文中,也是最好的文章之一。本文实践了欧阳修“事信、意新、理通、语工”的理论主张。通篇对比,很有特色。这是一篇驳论文。文章起笔不凡,开篇提出:君子无党,小人有党的观点。最后通过对前引史实的进一步分析,论证了人君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

      《朋党论》 - 译文

        臣听说关于“朋党”的说法是自古就有的,只希望吾君能辨识他们是君子还是小人罢了。大体说来,君子与君子,是以理想目标相同结成朋党;小人与小人,以暂时利益一致结成朋党。这是很自然的道理呵。

        然而臣又认为小人没有朋党,只有君子才有。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小人所喜的是利禄,所贪的是货财。当他们利益一致的时候,暂时互相勾结而为朋党,这种朋党是虚伪的。等到他们见利而各自争先,或者到了无利可图而交情日益疏远的时候,却反而互相残害,即使对其兄弟亲戚也顾不得。所以臣认为小人无朋党,他们暂时为朋党,是虚伪的。君子就不是这样。他们所依据的是道义,所奉行的是忠信,所爱惜的是名誉和节操。用它们来修养品德,则彼此目标相同又能够互相取长补短;用它们来效力国家,则能够和衷共济,始终如一,这就是君子的朋党。所以做君王的,只应该废退小人虚伪的朋党,而任用君子真正的朋党,只有这样,才能天下大治。

       尧的时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一朋党,君子则有八元和八恺共十六人为一朋党。舜辅佐尧,废退四凶小人的朋党,进用八元八恺君子的朋党,尧的天下得以大治。等到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后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廷之上,彼此递相称美,互相推举谦让,共二十二人为一朋党,舜一一任用他们,天下也得以大治。《尚书》上说:“纣有臣亿万,便有亿万条心;周有臣三千,却只是一条心。”纣的时候,亿万人心各不相同,可说是不成其为朋党了,然而纣却因此而亡国。周武王的臣子三千人结成一个大朋党,但周却因此而振兴。东汉献帝时候,把天下所有名士都看成党人而予以囚禁,直到黄巾军起来,汉室大乱,这才悔悟,把党人都予释放,可是局面已经无法挽救了。唐朝晚年,又逐渐兴起朋党的说法,到昭宗时,把在朝名土都杀了,有的还被投到黄河里,说是“这些人自称清流,可以投他们到浊流里去(让他们变成浊流)”。然而唐朝也即随之灭亡了。

        那些前代的君主,能让人人各怀异心不结朋党的,莫过于纣;能禁止、断绝好人结为朋党的,莫过于汉献帝;能诛杀清流朋党的,莫过于唐昭宗时代。然而都因此致乱而使他们亡国。而彼此称道赞美、推举谦让而自信不疑的,莫过于舜的二十二臣,舜也并不怀疑他们且都予以任用。然而后代的人并不讥讽舜被二十二人结成的朋党所欺骗,反倒称赞舜是聪明的圣人,因为他能辨识君子和小人呵。周武王时代,推举他的国里臣子三千人合成一个朋党,自古以来结为朋党的,从人数之多与规模之大都莫过于周,可是周却因此而振兴,那是好人即使很多他们也总觉得不够的缘故呵。

        唉,这些治乱兴亡的史迹,做君王的很可以引为鉴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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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赏析          
        欧阳修被尊称为宋代的儒宗,他留下的著述覆盖了几乎全部人文领域。《朋党论》是欧阳修在公元1044年写给宋仁宗的一篇奏章,被认为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代表作。
由《朋党论》而观,欧阳修秉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行文宗旨,通过文章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古文因韩愈的倡导而一度波澜壮阔过,但形式华美内容空虚的西昆体和讲求句式平仄相对的骈文却让它逐渐失去了光芒,直到欧阳修时代,散文才真正意义上大放光彩,占据主导地位,若说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那么欧阳修当之无愧应是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者。
 
        一. 青少年时期影响至深的事
        说到欧阳修,不得不提及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启蒙老师的欧母对儿子一生的品格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欧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父亲欧阳观虽过早离世,但通过母亲的教诲,欧阳修仍深受其父的影响。
十岁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则影响了他一生的写作方向,也造就了一个文学时代:“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者……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4]。”
二. 虽借骈文登第却致力于古文创作
少年时期那本偶获的《韩愈文集》对欧阳修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5]”。但由韩愈所提倡的古文在当时并不吃香,举子们都是凭骈体文章来登第进举,“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6]”,1028年几经失败的欧阳修最终也是凭借骈文敲开了仕途的大门[7]。1031年欧阳修去洛阳就职,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意气相投的朋友[8],在梅尧臣、谢绛的领导下,洛阳成了诗人、文人的中心,从此欧阳修有意识地抛开诗文,专心致志从事古文的创作[9]。
三.  用古文施展自己的政治见解
欧阳修在洛阳时期和尹洙、谢绛等人切磋古文的写作技巧,这段时期对欧以后所具备的古文造诣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10],同时尹洙等人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启迪着欧阳修。韩琦作为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对欧阳修文采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向上,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鹜,众莫能及。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
逐渐地欧阳修开始用古文来洞察时弊议论朝政,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值得一提的便是1033年欧阳修写给范仲淹的《上范司谏书》,在这封书信中欧阳修表达了对范仲淹提出的“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高度认可,也展示出了欧阳修的政治抱负。
欧阳修仰慕范仲淹的人品和文章,要求范仲淹向朝廷进言,兴利除弊,重整朝纲。范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景佑三年(1036)五月,呈仁宗《百官图》并写了4篇论文,指陈时弊。但范仲淹、尹洙等人的锐意革新引起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的极度不满,吕指责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尹、范等人接二连三地遭到贬谪。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只有谏官,而司谏高若讷,不但不说公道话,还竭力诋斥范仲淹。欧阳修实在看不过眼,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揭露了高若讷的虚伪,由此欧阳修被保守党挑唆后遭到贬谪,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党更对范、尹、韩等人进行诋毁,这便为日后的“朋党之说”埋下了伏笔。
四. 关于“朋党”之说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历朝历代帝王都以党祸为戒:公元973年宋太祖在科举中增设了殿试,使举子最终都成为“天子门生”,其目的便是杜绝防范朋党的出现和形成;宋真宗登基不久就下诏申警党比,责令御史台纠察并以唐朝“牛李党之争”为鉴,“唐室朋党渐不可制,遂至卑弱”;仁宗明道二年8月,宋绶上言,也认为朋党乃是朝廷的大患“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深可恐惧”,提醒仁宗不可掉以轻心。
五. 《朋党论》的写作背景
    庆历初年经尹洙、欧阳修、孙沔等人的多次上书,仁宗免去了吕夷简的相职,至庆历三年调整了中枢班子,增设了谏官编制[11],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缓解内忧外患,挽救宋王朝政治危机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为代表的革新派推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书》,史称“庆历新政[12]”。仁宗对欧阳修的强项直谏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汝欧阳修,何处得来?”《欧阳文公神道碑》,这一切让保守派怀恨在心,朝廷上下刮起了一股危言耸听的党论歪风[13],直指杜衍、欧阳修、范仲淹为“党人”[14]。对于这种说法,仁宗也难免产生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这般质疑,欧阳修于庆历四年以谏官的身份写了《朋党论》这篇奏文。
六 . 写作特色
1.   以破为立、以奇说理 
历朝历代臣子对于皇帝“结党”的指责,最好的申辩莫过于否认,而欧阳修却在文章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承认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君子间的结党和小人的结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便是本文立意的一大特点。
金圣叹评“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15]”。“朋党”一词意为贬,专指那些不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为个人得失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并在政治斗争中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展开的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唐代的“牛李党之争”便是实例。而此文开篇之处,欧阳修明畅的笔法首先对君子结党进行了肯定,让人大开眼界。
君子间以道结党谓之志同道合,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则以利禄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故欧阳修更进一步提出了“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观点。
《泰誓》数纣之罪曰:“朋家作仇。”夫子曰:“君子群而不党。”朋党二字岂可施之君子哉?永叔独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开导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前半正意已尽,后只博引以足之,是一作法[16]。
“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其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因谏院所进文,故格近于方严。”[17]
面对仁宗的质疑,欧阳修非但不否定,反而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这便是本文写作奇特之处,君子有朋,小人无朋,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有靠仁君的慧眼来进行分辨。
2. 以史为鉴,不提当朝
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作者极其重视逻辑上的安排,从古到今,层层递进,用大量的事实来说理。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于“朋党”的论述只是大量引证史实,只字不提当朝,也没有直接为范仲淹等人申辩含冤,始终坚持“自古有之”而进行论述,符合谏官的职责,而且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也颇能引起仁宗的感悟。
“公此论为杜、范、韩、富诸人发也。时王拱辰、章得象辈欲倾之。公既疏救,附上此论。盖破蓝元震朋党之说,意在释君之疑。援古事以证辨,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宜乎仁宗为之感悟也。”[18]
3. 层层递进、正反分辨
文章由尧舜起笔从正面引证了“君子同道为朋”的道理,这种引典说理的论证颇有史记的气势,归有光曰“凡《史记》好处,诸大家无不知之,欧文尤多得”。尧凭借“八元八凯的君子之真朋”攻退“四凶小人之伪朋”而天下大治;舜借助“二十二之君子结朋”相互辅佐也达到天下大治;周臣“三千为朋”以兴国。这大量的史实极有条理地论证了坚守道义、忠信、名节的君子之朋可以兴国的道理;层层递进地铺排方法让读者不禁大受鼓舞,不断肯定了君子有朋的利处。接着又从反面例举了“人人异心不为朋”而亡国的商纣、“禁绝以善为朋”悔之已晚的桓、灵二帝以及“诛戮清流之朋”导致唐亡的唐昭宗,再次证明了“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深刻道理。这种以古鉴今,正反对比,层层逼进的论证方法确如王慎中所言“学司马迁莫如欧”,方苞也对这种风格大加赞赏“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取得其风神。”
七. 此文的写作动机
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仁宗一直是有言直抒,为此也得到了仁宗的信赖,《朋党论》有力地揭示了君子之朋对于国家治乱兴亡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规劝仁宗要以历史为镜,切莫重蹈商纣、桓灵二帝和唐昭宗的覆辙,正确对待充分信任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之朋,而疏远斥退攻击良臣的小人之伪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除弊,富国强兵。
八.总结
1043年3月,欧阳修就任谏官,在他看来谏官应以舆论为背景,站在国家整体的立场上进行谏诤,在这一点上,谏官的地位虽低,却与宰相的职能相同。《朋党论》是作为谏官的欧阳修向仁宗反映时弊揭示社会问题的奏章。朋党论全文针砭时弊但字字不提当下,借古讽今地驳斥了任宗对“朋党”的错误理解。虽然《朋党论》并没有挽回“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结局。但文章严密的逻辑说理、清晰的行文思路、层层递进的分析和整体布局的完整,皆体现了欧阳修高超的写作手法,“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19]”,更能看到文字体现出的“文以载道”的宗旨,让人不禁钦佩欧阳修做人写文的正直风貌“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20]。
宋朝,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夷狄的侵扰和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坚挺,任宗在位的四十余年出现了暂时的平稳政局,这些特殊的条件造就了特殊的人才,欧阳修以其自身的修养“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21]和所秉承的文道观“要之永叔学昌黎,而才力不逮,然能变化,自成一家,故可继韩公之后,而雄视一代也[22]”, 使得已步入险境的古文走出低迷重新成为文坛的主力,开创了儒学的新气象。


       昭阳协洽九月,尽阏逢涒滩七月,凡十一月。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庆历三年(辽重熙十二年)

  九月,丁卯,召辅臣及知杂御史以上于天章阁,朝谒太祖、太宗御容及观瑞物。既而帝问御边大略,久之,乃罢。
  
       帝既擢任范仲淹、韩琦、富弼等,每进见,必以太平责之,数令条奏当世务。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也。”帝再赐手诏督促,既又开天章阁召对,赐坐,给笔札,使疏于前。仲淹、弼皆惶恐避席,退而列奏,言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杜绝非正常任官,廕—封建时代由于父祖有功而给予子孙入学或任官的权利),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帝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诸事画一次第颁下;独请设府兵(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辅臣共以为不可而止。

  司徒吕夷简固请老,戊辰,授太尉,致仕,朝朔望及大朝会并缀中书门下班。谏官欧阳修言:“夷简为宰相,纪纲大坏。今筋力已衰,合杜门自守,不交人事。纵有未忘报国之意,凡事即合公言,岂可暗入文书,眩惑天德!乞赐止绝。”于是始命宰臣章得象监修国史。初,夷简罢相为司徒,犹带监修;及致仕,乃以还得象。

  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王品服,面谕曰:“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

  乙亥,枢密副使任中师罢。

  丙子,以端有殿学士李淑为翰林学士。谏官欧阳修奏事延和殿,面论淑奸邪,退又上言:“淑朋附吕夷简,在三尸五鬼之数,望早与一外任差遣。”寻令淑知寿州。既仍不行,修又言:“窃闻中书须得淑自上章求出,方敢差除。此乃大臣避怨,不肯为陛下除去,望特出圣旨处分,以彰圣明之德。”

  丁丑,诏:“执政大臣非假休,不许私第接见宾客。”从知谏院蔡襄言也。议者以为唐元和用兵时,裴度为相,请私第延见四方贤俊以广谋虑,今一切禁绝宾客,非谏官所宜言也。

  是日,群盗晨入金州(陕西省安康市),劫府库兵仗,散钱帛与其党及贫民,知州王茂先将直兵二十四人御之,不敌,遂走。群盗恣行掠夺,日暮乃出城去。茂先具以闻。

  枢密副使富弼言:“伏见西鄙用兵以来,物力穷困,朝廷不能存抚,遂使为盗。今张海、郭邈山等惊扰州县,杀伤吏民,巡检、县尉不敢向前,遂从京师遣兵,仍令中使监督,尚犹迁延日月,倔强山林,以至白昼公行,平入州县,开府库,劫货财,散募凶徒,啸聚渐众。陕府、西京、唐、汝、均、房、金、商、襄、邓千馀里,所在疮痍,诸郡无兵,各不自保。臣思京西诸州贼盗见今往来之处,长吏皆非其人,乞先选转运两人,令往彼体量诸州长吏不才及赃滥老病者,急罢之,令于辖下通判或知县中保举人权充知州,如不足,则朝廷下审官院选人填补。知州得人,则就令选部内知县、县令。昔前汉勃海盗起,丞相举龚遂,遂至郡,盗贼悉平;后汉朝歌(河南省鹤壁市淇县)盗贼屯聚,乃以虞诩为朝歌长,贼遂骇散;此守宰得人,贼自破灭之验也。(长官决定论)

  壬午,辽主谒怀陵。

  丙戌,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实》。

  先是富弼请选官置局,将三朝典故及诸司所行可用文字,类聚编成一书,置在两府,俾为模范。帝纳其言,故命靖等编修,弼总领之。明年,九月,书成,分别事类,凡九十六门,二十卷。

  丁亥,徙知庆州滕宗谅权知凤翔府。时郑戬发宗谅前在泾州枉费公用钱,而监察御史梁坚亦劾奏之,诏太常博士燕度往邠州鞫其事,宗谅坐是徙。

  范仲淹言:“梁坚奏宗谅于泾州贱买人户牛驴,犒设军士。臣窃见去年葛怀敏败后,向西州军官员惊忧,计无所出。泾州无兵,贼已到渭州,宗谅起遣人户强壮数千人入城防守,时直苦寒,军情愁惨,得宗谅管设环庆路节次策应军马,酒食薪柴并足,众心大喜。虽未有大功,显是急难可用之人,所以举知庆州。仓卒收买牛驴犒军,纵有亏价,情亦可恕。今一旦逐之如一小吏,后来主帅,岂敢便宜行事!欲乞朝廷指挥,宗谅止在任句当,委范宗杰在邠州一面勘鞫。如宗谅显有欺隐入己及乖违大过,臣甘与宗谅同行贬黜。”

  壬辰,翰林学士李淑罢知郑州,以权知开封府吴育言淑前在府多亵近吏人故也。

  是月,桂阳洞蛮寇边,湖南提刑募兵讨平之。

  冬,十月,乙未朔,徙知江宁府刘沆知潭州,经制蛮事。

  知光化军韩纲,性苛急,不能拊循(1,亦作" 拊巡 "。安抚;抚慰;2、护养;3、训练、调度),士卒皆怨愤,员僚邵兴率众盗库兵,欲杀纲。戊戌,纲逾城逃,兴等遂焚掠居民,劫其指挥使李美及军士三百馀人趋蜀道,美自缢死。纲,亿长子也。

  己亥,辽北院枢密使萧孝穆卒。孝穆廉谨有礼法,为政宽简,时称为国宝臣。追赠大丞相、晋国王,谥曰贞。其弟西北路招讨使孝友以葬兄还京师,拜南院枢密使。(萧孝穆(981年―1043年),小字胡独堇,淳钦皇后述律平弟阿古只五世孙,国舅、详稳(官名)萧陶瑰之子,辽国官员。萧孝穆洁身谨慎,谨守礼法。历任建雄军节度使、北府宰相、南京留守、北院枢密使等,先后被封为燕王、秦王、吴国王、楚王、齐王。开泰元年(1012年),击走叛贼术烈。同年冬天,诛杀叛乱的阻卜、查剌、阿睹等人。太平九年(1029年),击败大延琳的叛乱,辽东得以全部平定。重熙八年(1039年),上表请登记天下户口以平均徭役,辽兴宗同意,由此征收赋税平均,众人大悦。重熙十二年(1043年),萧孝穆去世,死后追赠大丞相、晋国王,谥号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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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子,辽诏诸路上重囚,遣官详谳。

  壬寅,以玉清昭应宫田二十二顷赐国子监。

  丙午,以盐铁副使张日之为河北都转运案察使,知谏院王素为淮南都转运案察使,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案察使,用富弼、范仲淹等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今内外官虽多,然与陛下共理天下者,惟守宰最要耳。比来不加选择,非才、贪浊、老懦者,一切以例除之,其间良吏百无一二,使天下赋税不均,狱讼不平,水旱不得救,盗贼不得除,民无所告诉,而不思叛者,未之有也。救之之术,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请诏二府通选转运使。转运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择知州;知州已得人,即委逐州自择知县。其不任事者,奏罢之。仍令久其官守,勿复数易,其异政者,宜就与升擢。则官修政举,朝廷唯总其大纳而振举之可也。”帝纳其言,于是日之等首被兹选。素入辞,帝谓曰:“卿今便去谏院,事有未言者,可尽言之。”

  丁未,以右正言余靖为辽太后正旦使。

  初,洺州肥乡县,田赋不平,久莫能治,转运使杨偕患之。大理寺丞郭谘曰:“是无难者,得一往,可立决也。”偕即以谘摄令,并遣秘书丞孙琳与其事。谘等用千步方田法(即方田均税法,王安石变法中的重要土地政策。宋神宗时,官僚豪绅地主用伪造出卖田契、诡称献田产于寺院,假装分产立户等种种手段逃避赋税,严重地影响到国家财赋的收入。据《续资治通鉴·神宗纪》记载:仅无锡一县,即查出这种有户无税者5000余户,淮南东西两路,查出47万余家。共亏损赋税922 246贯石匹两。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决定采纳王安石的建议,敕令司农寺,正式颁布千步方田法。)括地,得其数,除无地之租者四百家,正无租之地者百家,收通赋八十万,流民乃复。而王素为谏官,建议均天下田赋。欧阳修即言:“谘与琳方田法,简而易行,愿召二人者。”三司亦以为然,且请于亳、寿、汝、蔡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于是遣谘与琳先往蔡州,首括上蔡一县,得田二万六千九百三十馀顷,均其赋于民。既而谘言州县多逃田,未可尽括,遂罢。谘,赵州人也。

  戊申,诏二府同选诸路提刑。

  辽参知政事韩绍芳、三司使刘六符,与参知政事杜防不协,防以六符尝受宋赂,白其事。辛亥,绍芳出为广德军节度使,六符为长宁军节度使;防愈见亲任。

  壬子,辽以夏人侵党项,遣延昌宫使高嘉努让之。

  甲寅,复置诸路转运判官,仍诏中书、枢密院同选用。

  乙卯,诏修兵书,翰林学士承旨丁度提举,集贤校理曾公亮等为检阅官。

  己未,范仲淹言:“臣窃见京朝官、使臣、选人等进状((1).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新唐书·百官志三》:"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诸司长官,谢於正衙,复进状谢於侧门。" 唐 王建 《和胡将军寓直》:"进状直穿金戟槊,探更先傍玉钩栏。" 宋 赞宁 等《宋高僧传·习禅五·藏廙》:"至 乾宁 中,僧 神赞 进状,乞追谥号塔名。"(2).特指呈上诉状。《初刻拍案惊奇》卷二:"那 潘公 、 潘婆 死认定了 姚 家藏了女儿,叫人去接了儿子来家,两家都进状,都准了。"《禅真逸史》第二一回:"再说 尤二仁 父子商议,次早府中进状,但不识二少年名姓,难以行词。"《后水浒传》第十四回:" 董敬泉 即吩咐心腹伴当备了一副厚礼,到 开封府 进状。",或理会劳绩,或诉雪过犯,或陈乞差遣,其事理分明可行、可罢者,则朝廷便有指挥。内有中书、枢密院未见根原文字及恐审官、三班院、流内铨别有例(无下级处理意见),难便与夺者,多批送逐司各部门;其逐司为见批送文字,别无与夺,便不施行,号为送杀(不予处理)。以此官员、使臣三五度进状,不能结绝,转成住滞。乞特降圣旨,今后凡进状者,仰逐司主判子细看详,如内有合施行者,即与勘会,具条例情理定夺进呈,送中书、枢密院再行相度,别取进止。如不可施行,亦仰逐司告谕本人始委,庶免官员、使臣、选人等重叠进状,紊烦圣听。”从之。(如何处理越级上报)

  壬戌,诏二府新定磨勘式。自是法密于旧。

  甲子,陕西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经略安抚招讨使郑戬言:“德顺军(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北)生户大王家族元宁等以水洛城(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水洛城镇)来献。其地西占陇坻,通秦州往来道路,陇之二水,环城西流,绕带河、渭,田肥沃,广数百里,杂氐十馀落,无所役属。寻遣静边(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寨主刘沪招集其酋长,皆愿纳质子,求补汉官。今若就其地筑城,可得蕃兵三五万人及弓箭手,共捍西贼,实为封疆之利。”从之。(庄浪宋属秦凤路德顺军之陇干县,水洛城地处宋之渭、秦二州间,时为北宋与西夏对峙之前沿要塞,乃北宋西陲之边城,庆历间,将军刘沪镇守水洛,疏通河道、扩筑紫荆山上之城堡,秣马厉兵,以遏夏人来犯,颇受范仲淹与欧阳修等支持及仁宗之嘉许。靖康之后,金人南下,水洛吴玠、吴璘兄弟领军抗击金兵,绍兴四年,金帅兀术与大将撒离喝率十万金兵图蜀,吴氏兄弟领陇上子弟英勇抗击,大破之!金人始惧南下。吴氏兄弟戎马倥偬,战功卓著,凡富平、和尚原、饶凤关、仙人关诸战,盖大败金军,由是声威大振,名扬陇蜀,力镇大宋西陲,朝廷诏授吴玠检校少师、川陕宣抚副使;授吴璘定国军承宣使,其功不逊岳飞、韩世忠也。
宋纪四十六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谏官欧阳修言:“近来传闻燕度勘鞫(kān jū 审讯。《旧唐书·韦思谦传》:“皆谓勘鞫得情,是其实犯,虽欲宽舍,其如法何?” 宋 范仲淹 《奏雪滕宗谅张元》:“ 宗谅 虽已行勘鞫,必能辩明虚实。” 宋 司马光 《乞令监司州县各举按所部官吏白札子》:“即挟情按察,不以公者,侯勘鞠见实,自依常法。”《清史稿·贝子品级允禔传》:“未几, 福全 师还,命诸王大臣勘鞫。”)滕宗谅事,枝蔓句追,囚系满狱,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并皆解体。乞告谕边臣以不枝蔓句追之意,兼令今后用钱,但不入己处,任从便宜,不须畏避,庶使安心用命立功。”修又言:“臣风闻边臣张亢,近为使过公用钱,见在陕西置院根勘,干连甚众。亦闻狄青曾随亢入界,见已句追(jù liú逗留;停留。 宋 王谠 《唐语林·补遗三》:"﹝ 上元县 ﹞自 唐 初并无县丞,诸司注授,句留在京,纵有赴任者,不月馀必卒。" 清 林则徐 《中秋眺月有作》诗:"铁桥石柱我未到, 黄湾 胥口 先句留。")照对。臣伏见兵兴以来,所得边将,惟狄青、种世衡二人,其忠勇材武,不可与张亢、滕宗谅一例待之。且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纵有使过公用钱,必非故意偷谩,不过失于点检,乞特与免勘。”知渭州尹洙亦言:“青于公用钱物,无豪分私用,不可以细微诖误,令其畏惧。望特旨谕青,庶安心专虑边事。”(古有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之说,战争时期对武官用钱如科学家用科研经费,应有自由,只要不贪污。)

  辽以北府宰相萧惠为北院枢密使。

  十一月,丙寅,上清宫火。寻有诏以宫地为禁军营。(宋的建筑易火灾)

  景祐初,置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凡四人。既而久阙不除,于是诏以两人为额。癸酉,以太常博士赵人李京、殿中丞合肥包拯并为监察御史里行,中丞王拱辰所荐也。京尝知魏县,奉法严正,吏不便之,欲以奇中京,遂相率遁去(以罢工陷害李京),监司果议以苛刻斥。知府任布曰:“如此,适堕吏计中矣。”京赖以免。拯尝知天长县,有诉盗割牛舌者,拯使归屠其牛(那时是不可以私自屠宰耕牛的),鬻之。既而又有告杀牛者,拯曰:“何为割某家牛舌而又告之?”盗者惊服。(  在古代,私自杀牛、卖肉是违法行为。一般情况下,同乡同村的人,碍于情面,都不愿意以告官这样的事告发别人,怕伤了同乡之情。只有仇怨的人才会这么做,而这个有仇怨的人,就很有可能是割牛舌头的人。)徙知端州(广东省肇庆市),州岁贡砚,前守缘贡率取十倍以遗权贵人。拯命制者才足贡数,岁满,不持一砚归。(包拯神断且清廉)

  初,光化军贼邵兴帅其党趋蜀道,遇提举捉贼上官珙,杀之,又败兴元府兵于饶风岭,本府军校赵明以众降,乃自州北循山而东。捉贼使臣陈曙等领兵追击兴于壻水,及其党皆就禽。壬午,诏并凌迟处死。曙,若拙子也。

  谏官欧阳修言:“臣窃见近日盗贼纵横,盖由威令不行。昨王伦既败之后,不诛家族。(欧阳修批评没有对参加民变或者兵变者的家属没有斩草除根!欧阳修和《醉翁亭记》中的慈善太守很难认定为同一个人!)凡小人作事,亦须先计,成则获大利,不成则无大祸。有利无害,谁不欲反!(结论偏颇)只如淮南一带官吏,与王伦宴,率民金帛献送,开门纳贼,道左参迎。苟有国法,岂敢如此!而往来取勘,已及半年,未能断遣。古者称罚不逾时,所以威激士众。今迟缓如此,谁有惧心!遂致张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顺阳县令李正己,延贼饮宴,宿于县厅,恣其劫掠,鼓乐送出城外。其敢如此者,盖为不奉贼则死,不奉朝廷不死,所以畏贼过于畏国法。伏望陛下勿行小惠以误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乞尽戮于光化市中,使远近闻之悚畏,以止续起之贼。其正己闻已有台宪上言,亦乞斩于邓州,使京西一路官吏闻之,知国法尚存,不敢奉贼。”又言:“臣闻江、淮官吏等,各为王伦事奏案已到多时,尚未闻断遣,仍闻议者犹欲宽贷。此由权要之臣多方营救,不思国体,但植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为计,出于圣断,以厉群下。其晁仲约等,乞重行朝典。”(欧阳修够狠,株连九族?多数官员只是尽情表演自己的才能,即逞能而已,与高尚、慈善无关)

  初,群盗剽劫淮南,将过高邮,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谕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劳,且厚遗之。盗悦,径去,不为暴。事闻,枢密副使富弼议诛仲约,参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争于帝前。弼曰:“盗贼公行,守臣不能战守,而使民醵钱遗之,法所当诛,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仲淹曰:“郡县兵械足以战守,遇贼不御,法所当诛。今高邮无兵与械,虽仲约之义当勉力战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帝释然,从之。(职责论与求实论之争)

  癸未,诏:“馆职有阙,以两府、两省保举,然后召试补用。自今见任、前任两府及大两省已上官(五品以上),不得陈乞子弟亲戚馆职并读书之类。”

  丁亥,诏更廕补法:长子不限年,馀子孙年过十五、弟侄年过二十乃得廕。自是任子之恩稍杀矣。

  辽以上京岁俭,复其民租税。

  庚寅,诏陕西宣抚使韩琦、副使田况赴阙。谏官欧阳修言:“议和未决,乞仍令琦等在彼经略,以俟和议之决。”

  辛卯,同修起居注欧阳修,请自今后,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门,俟修注官出,面录圣语;从之。

  壬辰,诏限职田。

  诏详定国朝勋臣名次,本家见无人食禄者,录其下子孙一人。

  司天监言五星皆在东方,主中国大安。

  十二月,乙巳,桂阳监猺贼复寇边。

  戊申,以秘书丞张子奭为祠部员外郎,右侍禁王正伦为左侍禁、閤门祗候,并以累使夏州之劳也。

  辽改政事省为中书省。

  己酉,诏转运使郭辅之等攻讨蛮、猺,并就便招抚之。

  戊午,以南京府学为国子监。

  庚申,许广州立学。

  是月,澧州献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谏官欧阳修言:“知州冯载,本是武人,不识事体,便为祥瑞以媚朝廷。方今元昊叛逆,契丹骄傲,加以西则泸戎,南则湖、岭,无一处无事。内则百姓困弊,盗贼纵横。以臣视之,实未见太平之象。臣顷见太平州曾进芝草,今又进瑞木,窃虑四方相效,争造妖妄。其所进瑞木,伏乞勿示臣僚,仍速诏天下,凡有奇兽、异禽、草木之类,并不得进献。”从之。

  是岁,河北降赤雪。河东地震,五六日不止。谏官孙甫请省后宫浮费以消灾谴,帝嘉纳之。

  韩琦至陕西,属岁大饥,群盗啸聚商、虢之郊,张海、郭邈山等为之渠率。琦遣属官乘传赍宣抚司榜,收集散军,谕以免罪归所属;仍召谢云行等将沿边士兵入山捕张海等,相继歼衄,禽捕馀党殆尽。是冬,大旱,河中、同、华等州饥民相率东徙。琦即选官分诣州县,发省仓以赈之,奏差提点刑狱许宗寿专切往来提举蒲、华、同三州,所活凡二百五十四万馀人,它州称是。时民力久困,琦乃蠲赋役。察官吏能否,升黜之。又以兵数虽多,而杂以疲老,耗用度,选禁军不堪征战者,停放一万二千馀人。

  ◎ 仁宗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 庆历四年(辽重熙十三年)

  春,正月,戊辰,辽主如混同江。

  辛未,降天章阁待制、权知凤翔府滕宗谅知虢州(河南省灵宝市),职如故;并代副部署张亢为本路钤辖。宗谅及亢皆置狱邠州,狱未具而有是命,从参知政事范仲淹言也。

  先是仲淹力辩宗谅、亢等非有大过,乞免下狱。及是又言:“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并无侵欺入己。张亢借公用钱买物,事未发前,已还纳讫。又因移任借却公用银,却留钱物准还,皆无欺隐之情。”宗谅及亢由是得免重劾。

  壬申,西蕃摩戬入贡。

  乙亥,荆王元俨薨。(赵元俨(985~1044)宋太宗第八子,太宗时期封周王。据《宋史》记载:八大王"元俨广颡丰颐,严毅不可犯,天下崇惮之,名闻外夷。八大王在朝内外、国内外、宗室内外、民间百姓中,老幼妇孺皆知其大名。所以,都称他"八大王"。)元俨性谨约寡欲,喜儒学,好文词。尝问诩善王涣曰:“元昊平未?”对曰:“未也。”曰:“如此,安用宰相!”及病,帝亲至卧内,手调药,屏人语久之,所献多忠言。及薨,赠天策上将军、徐、兗二州牧、燕王,谥恭肃。

  丙戌,诏:“自今臣僚毋得以奏荐恩泽及所授命,为亲属乞赐科名及转官、升陟入通判以上差遣,其亲属尝降官、降差遣,亦毋得乞以恩泽牵复;若因累而为别更名奏廕者,重坐之。”

  辛卯,太常礼院上新修《太常新礼》、《庆历祀仪》;赐提举、编修官器币有差。

  二月,丙申,遣内侍赍奉宸库银三万两下陕西,博籴谷麦以济饥民。

  壬寅,知光化军韩纲,除名英州编管,兵马监押许士从,追三官舒州编管,坐弃城也。

  广西宜州蛮区希范作乱。希范,思恩人,狡黠,颇知书,尝举进士试礼部。景祐末,与其叔正辞应募从官军讨安化州叛蛮。既而希范击登闻鼓求录用,事下宜州,知州冯伸己言其妄,编管全州。正辞亦尝自言其功,不报。二人皆缺望。希范后辄遁归,与正辞率其族人及白崖山酋蒙趕、荔波洞蛮谋为乱,择日杀牛,建坛场,祭天神,推蒙趕为帝,正辞为奉天开动建国桂王,希范仲神武定国令公、桂州牧,以区丕绩为宰相,馀皆伪立名号,补署四十馀人。前月丙子,率众五百破环州,劫州印,焚其积聚,以环州为武成军。癸卯,事闻,诏转运钤辖司亟发兵捕击之。

  乙巳,以上清宫田园、邸店赐国子监。

  戊申,遣入内供奉官王昭明往宜州,召募勇敢人入洞捕击蛮贼。

  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时中丞王拱辰言其盗用公使钱,止削一官,所坐太轻,故再谪。

  庚戌,辽主如鱼儿泺。

  甲寅,罢陕西四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复置逐路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从韩琦议也。

  以郑戬为永兴军都部署,兼知永兴军。初,命戬知永兴军,仍兼四路都部署,谏官欧阳修言:“戬虽名都部署,而诸路自各有将,又其大事不令专制,必禀朝廷。假如边将有大事,先禀于戬,又禀朝廷,朝廷议定下戬,戬始下于沿边,只此一端,自足败事。且大事戬既不专,小事又不由戬,则部署一职,虚名可废。若小事一一问戬,处分合宜,尚有迟缓之失,万一耳目不及,处置失宜,则为害不细。欲乞落其虚名,只令坐镇长安,抚民临政,以为关中之重,而使四路各责其将,则名体皆顺,处置合宜。”从之。

  丙辰,辽以参知政事杜防为南府宰相。防生子,辽主幸其第,赐其子名旺满努。

  丁巳,诏天章阁侍读曾公亮删定审官、三班院、流内铨条贯,从范仲淹请也。

  三月,乙丑,以殿中侍御史会稽王丝为荆湖南路体量安抚提举捉贼。

  丁卯,以天章阁侍讲杨安国为直龙图阁,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为天章阁侍讲,并赐三品服。帝以二人久侍经筵,行义淳质,因褒擢之。

  己巳,以职方员外郎、同判登闻鼓院张尧佐提点开封府诸县镇公事。谏官余靖言:“尧佐,修媛之世父,进用不宜太遽。顷者郭后之祸,起于杨、尚,不可不监。”帝曰:“朕岂以女谒进人,亦因臣僚论荐而后用。如物议不允,当更授以一郡。”帝虽有此言,尧佐竟不出。

  甲戌,命盐铁副使鱼周询、宫苑使周惟德往陕西,同都转运使程勘相度铸钱及修水洛城利害以闻。先是韩琦以修水洛城为不便,奏罢之,郑戬固请终役。琦还自陕西,戬罢西路都部署,改知永兴,又极言城水洛之便,役不可罢,命刘沪、董士廉督役如故。知渭州尹洙及泾原副都部署狄青相继论列,以为修城有害无利。议者纷纷不决,故遣周询等行视。戬初命泾原都监许迁将兵为修城之援,及戬罢统四路,洙亟召迁还,又檄沪、士廉罢役,且召沪、士廉。蕃部皆遮止沪、士廉等,请自备财力修城。沪、士廉亦以属户既集,官物无所付,又恐违蕃部意,别生它变,日增版趣役;洙再召之,不从,洙亟命瓦亭寨都监张忠往代,沪又不受。洙怒,命青领兵巡边,追沪、士廉,欲以违节度斩之。青械二人送德顺军狱,时周询等犹未至也。蕃部遂惊扰,争收积聚,杀吏民为乱,又诣周询等诉。周询等具奏,诏释沪、士廉,令卒城之。

  参知政事范仲淹言:“刘沪、董士廉元禀回路都部署节制往修水洛城,即非二人擅兴。况刘沪是沿边有名将佐,累有战功,国家且须爱惜,不可轻弃。董士廉是朝廷京官,亦与将佐一例枷勘,更未合事理。伏望圣慈特遣中使乘驿往彼,委鱼周询、周惟德取勘刘沪等所犯因依情罪闻奏,仍送邠州拘管,听候朝旨。”

  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宋祁、王拱辰、张方平、欧阳修等八人合奏曰:“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学者自皆修饬矣。”乙亥,下诏令州县皆立学,本道使者选属部官为教授,三年而代;选于吏员不足,取于乡里宿学有道业者,三年无私谴,以名闻。士须在学习业三百日,乃听预秋赋(当年秋季的国家官员资格考试);旧尝充赋者,百日而止。亲老无兼侍,取保任,听学于家。三场,先策,次论,次诗赋,通考为去取,而罢贴经墨义。又以旧制用词赋,声病偶切,立为考式,一字违忤,已在黜落,使博识之士,临文拘忌,俯就规检,美文善意,郁而不申。如白居易《性习相近远赋》,独孤绶《放训象赋》,皆当时试于礼部,对偶之外,自有意义可观。宜许仿唐体,使驰骋于其间。士子通经术,愿对大义者,试十道,以晓析意义为通,五通为中格;三史科取其明史意而文理可采者;明法科试断案,假立甲乙罪,合律令法意、文理优者为上等。

  庚辰,录唐郭子仪后。

  壬午,以国子监直讲石介直集贤院,兼国子监直讲。时韩琦乞召试介,诏特除之。

  甲申,免衡、道州、桂阳监民经猺贼劫掠者赋役一年。

  丙戌,丁度等上《答迩英圣问》一卷。帝指其中事体大者六事,付中书、枢密院,令奉行之。

  丁亥,辽以宣政殿学士杨佶参知政事。

  高丽贡于辽。

  诏权停贡举。

  先是辽人犯法,例须汉人禁勘,受枉者多,太弟重元请五京各置警巡使,从之。

  夏,四月,乙未,监察御史里行李京言:“近闻契丹筑二城于西北,南接代郡,西交元昊,广袤数百里,尽徙沿边生户及丰州,麟州被虏人口居之,使绝归汉之路。违先朝誓书,为贼声援,其畜计不浅。况国家前年方修河北沿边故满城、阴城,再盟之后,寻即罢役。请下河东(山西省太原市)安抚司诘其因依,或因贺乾元节使人还,责以信誓,使罢二城,以破未然之患。”从之。

  丙申,诏:“湖南民误为征猺军所杀者,赐帛存抚其家。”

  丁酉,以宜州(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宜州市)蛮区希范叛,命京西转运案察使杜杞为广南西路转运案察使兼安抚使。

  戊戌,帝谓辅臣曰:“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范仲淹对曰“臣在边时,见好战者自为党,而怯战者亦自为党,其在朝廷,邪正之党亦然,惟圣心所察耳。苟朋而为善,于国家何害也!”(论朋党,至今很忌讳)

  初,吕夷简罢相,夏竦授枢密使,复夺之,代以杜衍,同时进用富弼、韩琦、范仲淹在二府,欧阳修等为谏官,石介作《庆历圣德诗》,言进贤退奸之不易。奸,盖斥夏竦也,竦衔之。而仲淹等皆修素所厚善,修言事一意径行,略不以形迹嫌疑顾避。竦因与其党造为党论,目衍、仲淹及修为党人。修乃作《朋党论》上之,略曰:“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禄,所贪者财货。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于是为党论者恶修,摘语其情状,至使内侍蓝元震上疏言:“范仲淹、欧阳修、尹洙、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斥去未几,复还京师。四人得时,遂引蔡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递相提挈,不过三二年,布满要路,则误朝迷国,谁敢有言?”帝不信。(欧阳修此论确有点强词夺理)

  己亥,帝以上封者言河东刍粮不继,数请废麟州,命右正言欧阳修往河东与转运使议之。初,河东转运使张奎于晋州铸铁钱,而民多盗铸,又,晋州矾岁课益亏,并下修计度之。

  庚子,以度支判官李绚为京西转运案察使。时范雍知河南,王举正知许州,任中师知陈州,任布知河阳,并二府旧臣,绚皆以不才奏之。居半岁,召入,修起居注(担任皇家生活记录官)。绚,邛州人。

  己酉,监修国史章得象上新修《国朝会要》。

  壬子,判国子监王拱辰等言:“首善当自京师。今国子监制度狭小,不足以容学者,请以锡庆院为太学,葺讲殿,备临幸,以潞王宫为锡庆院。”从之。

  始,狄青械刘沪、董士廉送德顺军狱,寻有诏释二人,令往水洛城讫役,须勘到罪状,别听旨。丙辰,谏官欧阳修言:“自西事以来,擢用边将,能立功效者殊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刘沪筑水路城;沪尤为艰勤,功不在二人下。今若曲加轻沮,则武臣无复为朝廷作事。且沪若不在水洛,恐它人不能绥抚,苟别致生事,则蕃部更难招辑,望圣意断而行之。”余靖亦言:“乞早降指挥谕鱼周询,如所筑新城实利,即应留沪等专守此城,招抚蕃部,仍以此意诫敕狄青、尹洙,今后行事不可如此仓卒。朝廷若以沪与青等既有私隙,不欲令在一路,则宁移青等,不可移沪,以失新附之心。”(狄青并非小说中那么英勇善战)

  命集贤校理历城张掞往江、淮、两浙路转运司体问利害事。

  是月,辽南院大王果实,奏党项等部叛降夏国。未几,西南面招讨都监罗汉努等,奏山西部族节度使吉里以五部叛入西夏,乞南北府兵援送实威塞州户。诏:“富者遣行,馀留屯田天德军。”

  五月,壬戌朔,枢密副使韩琦、参知政事范仲淹并对于崇政殿,陈攻守之策,数刻乃罢。

  辽都监罗汉努,奏所发部兵与党项战不利,元昊遣兵助叛党,招讨使萧普达、四捷军祥衮张佛怒殁于阵。

  先是郑戬奏修水洛城,乞令韩琦不预商量,琦言:“臣任西边,在泾原、秦凤两路,于水洛城事,比它人知之甚详。”遂陈所见利害凡十三条,诏答刂与鱼周询、郑戬等。而周询及戬已先具奏修城之利,且言:“水洛城惟女墙未完,弃之诚可惜,宜遂令讫役。”乃诏戬等卒城之。丁卯,遣内殿崇班陈惟信往泾原路催修水洛城。

  戊辰,辽征诸道兵会西南边以讨元昊。

  己巳,徙知庆州孙沔知渭州,知渭州尹洙知庆州,用欧阳修议也。

  庚午,录系囚。

  壬申,幸国子监,谒至圣文宣王。有司言旧仪止肃揖,帝特再拜。赐直讲、大理评事孙复五品服。遂幸昭烈武成王庙;又幸玉津园,观种稻,宴从臣。寻召复为迩英阁祗候说书,杨安国言其讲说多异先儒,乃罢之。

  癸酉,抚州上金谿县所得生金山,重三百二十四两,帝令藏于龙图阁瑞物库。

  乙亥,卫尉寺丞丘浚,降饶州军事推官、监邵武军酒税。浚坐作诗讪谤,执政欲重诛之,帝曰:“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古有郇模哭市(郇(huán)姓发源地也在山西。唐朝代宗的时候,丞相元载专权,贿赂公行,荒淫奢侈,曾规定论事须逐级上报宰相后,才能上奏皇帝。 广德八年,晋州人(山西平阳府)郇谟用麻束发,手持竹笥(Sì音四,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苇席,在长安大街上边行边哭,说要献字给皇上,引起京城轰动。代宗听说后召见了他,他献上那三十个字,每字论一件事,多是元载的罪状。结果元载被代宗治罪处以死刑。郇漠因此而被皇帝赐音姓huán,意思是“以还吾意”,即皇帝的政令从前因为丞相专权而不能施于天下,郇模则把皇上真实的政令还给天下。 从此郇有了huán音。本来只有郇谟的后人的姓氏才可以huán为音。但不少郇姓族人以唐代郇模为荣,尊他为郇氏的鼻祖,也改姓(huán),后来还有不少失去宗谱的郇xún姓人也改姓了huán。结果huán姓越来越多,xún姓越来越少。现在大多郇姓人都自称姓huán。不过,不管发什么音,郇姓的根都在山西。),其斯人之徒欤!”乃薄其罪。(仁宗果然仁)

  丁丑,欧阳修言:“臣亲至河外,相度移、废麟州,其城壁坚完,地形高峻,乃是天设之险。移、废二说,未见其可。乞减寨卒以纾民力,委土豪以资捍御。”

  戊寅,诏募人纳粟振淮南饥。

  丙戌,元昊始称臣,自号夏国主,复遣尹与则、杨守素来议事。

  己丑,省河南府颍阳、寿安、偃师、缑氏、河青五县并为镇,又析王层县隶河南府,始用范仲淹议也。

  鄜延经略司言西贼寇青涧城,宣武副都头刘岳等与战,败之。诏功等一迁两资,次迁一资。

  六月,辛卯朔,辅臣列奏,答手诏所问五条。韩琦、范仲淹又奏陕西、河北画一利害事,陕西八事,河北五事。已而仲淹又奏:“西贼议和,变诈难信,愿早罢臣参知政事,知边上一郡,带安抚之名,足以照管边事,乞更不带招讨、部署职任。”

  元昊遣使乞援于准布,准布执其使以闻于辽,且乞以兵助战,许之。甲午,辽主驻永安山,以将伐元昊来告。

  丙申,辽命翰林都林牙萧罕嘉努、耶律庶成编集上世以来事迹。

  癸卯,改知渭州孙沔复知庆州,知庆州尹洙知晋州。始,朝廷欲卒城水洛,故令洙与沔易任,沔以病辞,乃别徙洙。于是渭州阙守,诏委狄青。谏官余靖言:“泾原山川广宽,道路平易,边臣制御不住,可以直图关中。如此形势,安得轻授于人!假如贼人图守镇戎,狄青既是部署,岂得不出救援?青出之后,何人守城?贼若以一二万人与青相拒,劫从间道领众直趋渭州,又使何人守备?以臣观之,渭州必须别得能臣与狄青分职句当,方免朝廷深忧。”又言:“青武人粗暴,不可兼知渭州。”章三上。诏徙青权并代部署。

  丙午,高丽贡于辽。

  丁未,辽录囚。

  开宝寺灵宝塔灾。谏官余靖言:“塔为天火所烧,五行之占,本是灾变,乞更不营造。”时盛暑,面奏,靖素不修饰,帝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其优容谏臣如此。
宋纪四十六---朋党论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庚戌,以天章阁待制王素知渭州。

  壬子,以参知政事范仲淹为陕西、河东路宣抚使。始,仲淹放逐数年,陕西用兵,帝以仲淹士望所属,拔用护边。及召还执政,中外想望其功业,促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遂与富弼日夜谋虑,兴致太平。然规模阔大,论者以为难行。及案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自安。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浸盛,而朋党之论滋不可解。然仲淹、弼守所议弗变。

  先是石介奏记于弼,责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欲因是倾弼等,乃使女奴阴习介书,久之,习成,遂改伊、周曰伊、霍,而伪作介为弼撰废立诏草,飞语上闻。帝虽不信,而仲淹、弼始恐惧,不敢自安于朝,皆请出按西北边,未许;适有边奏,仲淹固请行,乃使宣抚陕西、河东。(自寻死路)

  枢密副使富弼言:“朝廷以契丹发兵会元昊讨岱尔族,路出河东境外,疑是变诈。它时虽欲背盟自逞,必寇河北,第以河东为掎角之地而已。伏乞陛下更令范仲淹且相度河东,未宜调发。”时仲淹疑辽败盟,欲大发兵为备;杜衍谓辽必不来,兵不可妄出。仲淹争议帝前,诋衍,语甚切。仲淹尝以父行事衍,衍初不为恨,既退,仲淹犹力争。韩琦曰:“若尔,则琦当请行,不须朝廷一人一骑。”仲淹怒,再求对,首奏琦语。然兵卒不发,仲淹亦不以为忤为。

  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弼主北事。弼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且言:“臣奉使契丹日,于河北往回十馀次,询于沿边土豪并内地故老,博采参较,得之甚详,以至稽求载籍,质证时务,用是裒聚(póu jù搜集;聚敛。 宋 沉括 《梦溪笔谈·书画》:“ 王羲之 书,旧传惟《乐毅论》乃 羲之 亲书于石,其佗皆纸素所传。 唐太宗 裒聚二 王 墨迹,惟《乐毅论》石本在。其后随 太宗 入 昭陵 。” 明 唐顺之 《与郑户部书》:“盖自来督赋之使,多以徵敛裒聚为功,而执事独以宽大行之,是以始及下车,而应感已若此矣。”《续资治通鉴·宋仁宗庆历四年》:“询於沿边土豪并内地故老,博采参较,得之甚详,以至稽求载籍,质证时务,用是裒聚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撰述,以副陛下委任之意。伏望陛下令两府会议,可者速行之,其不可者更相致语而是正之。”

  秋,七月,戊寅,封宗室德文东平郡王,允让汝南郡王,允弼北海郡王,允良华原郡王,从蔼颍国公,从煦安国公,宗说祁国公,宗保建安郡公,宗达恩平郡公,宗望清源郡公。帝始用富弼议,次第封拜宗室,以德文属尊且贤,方汉东平王苍故事,封东平,仍诏德文等十人并列本班之上,少前。

  甲申,夷人寇三江砦,淯井(亦名雌雄水。为盐井。在今四川长宁县南七十里双河镇。为盐泉井,唐名淯井。《舆地纪胜》 卷166长宁军: 盐井 “在监城北。井之咸脉有二: 一自对溪报恩山趾度溪而入,尝夜有光如虹,乱流而济,直至井所。一自宝屏随山而入,谓之雌雄水”。《方舆纪要》 卷70长宁县: 淯井 “在县治北,泉有二脉,一咸一淡,取以煎盐,塞其一,则皆不流,又谓之雌雄井”。五代前蜀置淯井镇、淯井刺史。北宋置淯井监,以收盐利。《宋史·高定子传》: “长宁地近夷獠,公家百需皆仰淯井盐利。” 即此。元设长宁场。明、清以后盐业稍衰。今四川省长宁县南双河镇。《资治通鉴》:唐中和三年(883年),“峡路招讨指挥使庄梦蝶为韩秀升、屈行从所败,退保忠州,应援使胡弘略战亦不利;江、淮贡赋皆为贼所阻,百官无俸。云安、淯井路不通”,即此。)监官兵击走之。

  丙戌,诏:“诸路转运使、副、提点刑狱,察所部知州、军、知县、县令有治状者,以名闻,议旌擢之。或不如所举,令御史台劾奏,并坐上收书不实之罪。”从范仲淹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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