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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晴的光痕 薪的火花 诗的余韵 竹的烙印

 
 
 

日志

 
 

北宋散文  

2017-05-19 16:03:03|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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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宋文人多,散文什么亭记、楼记、游记不少,皆抒发胸怀、人生而已。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文人社会,王水照先生认为,从儒家文化传统演变看,“自宋之后,士人的人格形象就基本定型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微观考察,会发现北宋仁宗时期是这种“定型”的关键时期。北宋经过七十余年的人文涵养,到仁宗庆历之际,文人政治文化达到一个高潮,庆历士风是这一时期人文领域的代表成果,也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文运系于国运,文风关乎士风,考察北宋散文与文人政治文化背景的关系,仁宗庆历之际确实是个很理想的研究标本。如果说北宋以前的士风是一种以人格修养为本位、高扬遗世独立之浪漫诗人情怀的话,那么北宋庆历之际的士风,则是以“和而不同”的政治人格为本位,追求实现治世抱负之官僚文人的淑世情怀,并以构建和谐的文人政治文化为价值取向。考察庆历之际的士风和文风,要放到北宋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的大背景中去研究,本文拟从韩愈对北宋前期士人精神世界构建的影响入手,展开对庆历士风与文学关系的分析,并力求以此折射出文人政治背景下的北宋散文发展脉络。 
    
       一、韩愈与北宋士风
   
       庆历士风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中国古代悠久的文人道德和政治伦理传统,成为北宋文人人格确立的最根本精神资源,这也是士风养成的共性因素。那么庆历士风有没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呢?结合北宋儒学复兴和古文运动流程来考察,笔者认为北宋士人对韩愈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精神世界的构建。韩愈散文在北宋前期逐步得到重视,其文学作品与道统思想交相辉映,成为北宋新士风构建的重要资源。刘真伦先生认为“宋人对韩学接受与传播的过程,也就是宋学兴起、演变和发展的过程”,杨国安先生也认为“宋代儒学是通过对韩愈儒学的批判完成自身的构建”,这些论述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看来韩愈与宋代文化的密切关系已经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北宋前期士人进行儒家精神世界的重建工作,是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的现实需要,也反映了他们的学术自觉和 “士”的社会角色意识。韩愈思想与文学的影响虽然自晚唐五代至宋初一直不绝如缕,但从儒学复兴这一高度重视韩愈作用,最终凝聚成较为强大舆论力量的,是庆历之际的孙复和石介。他们通过兴办教育扩大自己的阵营,在将儒学神圣化的同时,也给韩愈戴上神圣的光环。孙复从儒学传播的角度看:“自夫子没,诸儒学其道,得其门而入者鲜矣,唯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王通氏、韩愈氏而已。”在《信道堂记》一文中,他较为完整地阐述了自己的道学观:“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氏、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石介完全认同孙复的看法,甚至把韩愈推到一个比孟子等人还要高的地位:“维箕子、周公、孔子、孟轲之功,吏部不为少矣。余不敢厕吏部于二大圣人之间,若箕子、孟轲、则余不敢后吏部。”这样的例子较多,《宋代韩学研究》和《韩愈集宋元传本研究》几穷尽之,此处不拟重复。但笔者要特别指出的是,庆历之际的韩愈影响是个动态正向过程,如果说之前柳开、穆修对韩文和韩愈思想的传播尚属个体行为,那么孙复、石介的传播则已进入大众传播范畴,以“民间”或“个人”论之,容易引起误解。晏殊、宋祁、欧阳修的传播虽亦似个体行为,但他们处于政治文化中心,士风所望、文风所向,毕竟有较大的影响面。因此笔者认为《新唐书》所代表官方对韩愈思想地位和文学价值的肯定,是庆历士人接受韩愈影响的必然结果,也与宋祁等人对韩文价值的认同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官方认可一旦出现,韩愈对北宋士风塑造业已完成,宋代韩学进入新的发展期,而士风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随着韩文的传播,韩愈成为北宋前期士风重塑的重要范型。虽然在理论表述上,或许有人喜欢把自己的精神偶像上溯至更远古的年代,但对北宋前期士人而言,韩愈无论其身份地位,还是其所处的时代特点,都具有极强的可比性。韩愈勇于直谏、不计自身安危的诤臣本色,是他“直道不悔”政治品格最直观的体现,对庆历文人新型政治伦理的构建,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作为中唐文士的典型代表,韩愈是中国“士”从上古时期政治附属物逐渐过渡到政治主体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文人政治也可以看作“士”的政治,不过在笔者看来,“士”更是普遍存在于文人社会管理者心中的道德理想,而不仅仅是某一个特定的阶层。“犯颜直谏”虽然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精髓部分,渊源已久,但作为庶族文人出身的中层官员韩愈,其所作为还是伴随其文名的播扬,更容易引起士人的认同。王禹偁是宋初到庆历之际接受韩愈品格影响的过渡性人物,他实践着直道而谏的精神,三黜而不悔。这种直谏精神,经范仲淹的大力张扬,逐渐成为庆历士风最富生命力的部分,庆历士人大都有直谏之德,如韩琦、富弼、滕子京、王拱臣、张方平、苏舜钦、余靖、包拯等庆历士人,都以直谏而名动一时。晏殊对范仲淹不顾个人安危的直谏不满,范仲淹就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援韩愈为例:“韩愈自谓有忧天下之心,繇是时政得失,或尝言之,岂所谓不知量也?”在自己遭受贬斥时,对“王章死于汉,韩愈逐诸唐”深表同情,发出“我爱古人节,皎皎明于霜”的感慨和誓言。欧阳修《上范司谏书》评价韩愈谏阳城时这样说:“人皆谓城之不谏盖有待而然,退之不识其意而妄讥。修独以为不然。”对韩愈诤臣本色的认同,反映了北宋前期大部分士人的从政道德诉求,他们并不十分看重个人官职地位,而只把职位当作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手段。
    
       韩愈抗颜为师、奖掖后进的师道精神,也影响了庆历士风的塑造。北宋前期之师道重振,孙复、石介的泰山书院可谓领时代风气之先。此前学者之有师者,亦颇值得注意,如种放虽为著名隐士,但儒道双修,对韩愈的古文十分赞赏,也是一个师道的实践者,《宋史》本传称他“以讲习为业,从学者众”,其学生多在北宋前期政坛、文坛发挥重要作用。师道在中唐时已大坏,韩愈抗颜为师,力矫俗风,宋初柳开曾为之作《续师说》,以张其道。至于奖掖后进,亦与师道之大行相辅相成,从北宋前期士人大量鼓励、教育后学的书信、诗歌等,即可看出此风在北宋的逐渐养成。自庆历后渐主文坛的欧阳修,更是这方面的典范。他奖掖后进,不以求同为高,形成自己独特的君子人格魅力,也显然与他早期所受到韩愈的影响有关。他在《唐石洪钟山林下集序》中写道:“石洪为处士而名重当时者,以常为韩退之称道也。唐世号处士者为不少矣,洪终始无他可称于人者,而至今其名独在人耳目,由韩文盛行于世也,而洪之所为,与韩道不同而势不相容也。然韩常叹籍、湜辈叛己而不绝之也,岂诸子驳杂,不能入于圣贤之域,而韩子区区诲诱,援而出于所溺欤?此孔孟之用心也。”可谓深得韩愈师道精神之精髓。韩愈思想的“开放”、“包容”,对构成“有容乃大”的宋学精神特质,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刘真伦先生关于“韩学优于宋学”的说法,还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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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政治与文学的互动

       庆历士人具有极强的参政意识,他们正是在积极的政治活动中,扩大文学创作的影响,让自己的淑世情怀和人生价值追求,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关于庆历之际政治与文学的关系,马茂军先生认为,“伴随着政治斗争的展开,改革派以古文和诗歌为武器,向旧官僚旧势力发起了进攻”,庆历诸贤的作品“一扫雕章琢句,吟风弄月的西昆余习,呈现出关切时政,词章慷慨,思想深刻,议论煌煌的庆历文学新貌”。这也正是笔者所强调的士风与文风之关系。政治与文学的互动,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文学内容的政治化倾向。庆历之际适宜的政治环境,使士人们迸发出极大的创作热情,积极参与朝政,使用不同的文学体裁表达这种参政热情。最常用的是朝堂奏议形式,如庆历三年(1043)为了阻止夏竦的入朝,一些志同道合的朝臣竟然连上十一道奏疏,最终使身为天子之尊的仁宗收回成命。就在这一年的三月至年底,时任谏官的欧阳修共上呈了近七十篇奏议,平均每四、五天即上一篇,表现出高度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庆历士人不斤斤计较于一己之得失,而是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和淑世精神紧密地结合到一起,对朝廷举措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不固守“不在其位,不言其政”之传统政治伦理。庆历之际涌现出的许多直言敢为之士,成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士人典型,从而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获得更有效的传播,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如在“景祐党议”时,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贬状》,言简意赅,铁骨铮铮,士风为之一振。欧阳修的一篇《与高司谏书》,观点鲜明、酣畅淋漓,突破一般士大夫书信常格,更是宋代古文革新之典范作品。叶梦得对石介创作《庆历圣德诗》进行批评,“岂有天子在上,方欲有为,而匹夫崛起,擅参予夺于其间乎”,虽然暗示了庆历士风的历时性及其在皇权专制下的悲剧命运,但也可反证庆历士人对传统政治伦理的突破。至于庆历后期表现作者特定思想情感的《岳阳楼记》、《醉翁亭记》和《沧浪亭记》等一批优秀的散文,也有巨大的示范意义,这样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构成北宋古文革新成功的基石。

       政治与文学的互动,还表现在文人价值取向的改造,以及文学作品内容的时代性上。如前所述,随着士人参政意识增强,庆历士人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文人都更加关注国计民安。刘挚有一句著名的表述,可以让我们看出“文人”这一概念在庆历之际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此言并非要从根本上瓦解文人的意义,因为这在官僚、学者、和文人三位一体的宋代似不可能,所谓的“无足观”,实指那种吟风咏月、不谙政治或以不谙政治为高的文人。这种以高蹈脱俗为风尚的传统文人价值取向,在北宋初期还能找到他们的踪迹,但到了庆历年间,确实比较少见了。可以说至少在庆历之际,离开了政治文化笼罩下的生存环境,文人们很难找到自己的价值支点。他们可以在歌咏中表现出古代文人的萧散洒脱,但是这样的生活不属于庆历这个充满政治热情和革新激情的时代。政治对士人生活的渗入,使他们逐渐更喜欢选择适合表达自己主张的文体和文风,那种四平八稳、陈词滥调的“时文”,在这场与政治互动的诗文革新中,逐渐被完全摒弃或合理改造。一些碑版之文和亭台楼阁记,创作手法也渐渐摆脱了以往的程式,更多地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优秀成果。迁谪文学是宋代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它在庆历之际的大放光彩,也与现实政治斗争有很大的联系。文人政治的渐趋成熟和复杂,使庆历迁谪文学表现出与前代不同的思想高度和艺术境界。这种受政治文化影响的文体选择与改造,为诗文革新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另外,文学对政治的反作用力也值得我们重视。庆历士人在现实政治活动中,有时也采用文学手段来实现政治目的。作为公文写作的策议、奏疏,对政治产生影响自不必言,一些较为私人化的写作,也有可能对政治产生影响。比较有名的是前文提到的《四贤一不肖》诗和《庆历圣德诗》,范仲淹的“四论”和欧阳修的《朋党论》等作品,它们和当时的政治形势紧密结合。有的作品虽然没有立即形成政治影响,但是通过文人们的传播和解读,作品内蕴含的政治价值观念也会影响人们对当时政治事件的认识,从而形成一种对历史的遮蔽与重塑。关于此问题,请关注笔者专论《北宋“诗文干政”与士风》,此不赘述。

       三、庆历士风与诗文革新

       通过对庆历之际的政治事件和士人风节的考察,我们会发现庆历士风“和而不同”与“笃于自信”精神内核,对宋文产生巨大的影响,前者导出有容乃大的宋型文化对传统和现实文学类型的受容,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和内容,使诗文革新朝着健康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后者则使宋代散文体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这两方面构成庆历文学的特质,既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进程中的重要成果,又推动了诗文革新最终走向成功,实现宋代文学的全面繁荣。

       “和而不同”最早是孔子提出的概念,体现社会合作中的一种辩证关系,其本身既是对君子人格的认同,同时也提出了良好的合作关系类型,是构建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庆历之际是古代文人政治的理想呈现,其最大的特质就是“和而不同”。这种“和”首先表现在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所遵循的原则,这与仁宗本人的政治理念和性格特征有很大的关系;其次表现在士人之间的“和”,这与士人自身对君子人格的追求有关。具体到文学而言,“和而不同”保证了文学创作队伍的多样化,为宋代文学发展留下足够的创新空间。例如石介在庆历之际是特立独行的士人,对他的为人处世、作品风格,范仲淹、欧阳修、张方平都给予不同程度的批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石介标举儒学复兴大旗,进行大刀阔斧的文体改革。虽然这样的改革最终证明是行不通的,但是它至少为北宋古文运动提供了一面镜子,在文学史上的作用不容忽视。石介曾和张方平过从甚密,并大力推扬过张方平,但是张方平在批评石介文学趣尚、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上,也并没有顾及老友情面。欧阳修和张方平虽然都活跃于庆历政坛,二人不仅政见不同,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欧张并没有以此为嫌,苏氏兄弟入京赶考,张方平曾专门修书向欧阳修推荐这两个文学奇才,欧阳修不仅没有丝毫芥蒂,反而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热情褒扬二苏,让他们“出一头地”。

        “和而不同”的士风为文学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士人们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学目标下达成和谐,而所谓“不同”,正是官僚体制下古代专制社会正常发展的必要条件,有效地延缓体制惰性的产生。除此以外,“和而不同”的理念还直接促成了宋代文学的多样化发展,使人们以更宽容的心态来看待新的文学样式。中唐韩愈的一篇《毛颖传》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争议,甚至成为士林批评的口实。虽然有同道者柳宗元的大力褒扬,但还是没有改变宋以前士人对韩愈此类文章的基本评价,如刘昫认为“若南人妄以柳宗元为罗池神,而愈撰碑以实之;李贺父名晋,不应进士,而愈为贺作《讳辨》,令举进士;又为《毛颖传》,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而到了庆历之际,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宋祁充分肯定了韩文的创新意识和文学价值,认为“韩退之《送穷文》、《进学解》、《毛颖传》、《原道》等诸篇,皆古人意思未到,可以名家矣”。反映了宋人的开放性思维和对文学审美特征敏锐的感受力。

       庆历之际的文学创作洋溢着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这与“笃于自信”的庆历士风密切相关。一些常见的古文文体往往自有其传统写作模式和创作方法,陈陈相因,缺乏生命力和创新力。庆历士人无论从体制上还是内容上,都作了大胆的改革尝试,体现了作者的主体人格。如范仲淹《严先生祠堂记》,本为一传统记体文,但是作者却突破记体文的常规,采取宾主相形的艺术构思、骈散相间的文字表达,将一篇不足二百字的小文,写成流传千古的巨制。清人金圣叹把这种写作方法称为“水涨船高法”,清人王符曾这样评价:“中间对偶处仍流走,有节节相声之妙。先生立朝,风度端凝,而为文亦如之。先生文章,湛深经术,而为人亦如之。字句都担斤两。”正是看出了文章与作者主体人格的统一性。范仲淹《岳阳楼记》、李觏《袁州州学记》、欧阳修《丰乐亭记》、《相州昼锦堂记》,司马光《谏院题名记》等记体文,都能突破常制,体现了庆历之际士人的文体创新意识。特别是庆历年间《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等一批优秀散文的出现,更是突破了传统“文体本位”的文学观,把人们阅读重点逐渐引向对文学审美特质的关注,从而实现了散文革新的质变。在这种士风的影响下,此期的史论、书序等文体的创作也往往能出人意表,反映出庆历士人们的古文创作实绩。不仅在文学领域,这种笃于自信的士风特点在学术领域也有着更直接的体现,北宋一朝的学术确实在庆历之际得到培育和发展,这里面离不开政治的影响,但是更重要的是还是士人们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使然。如翻读石介的文集,我们会感受到此翁急于重建儒家道统的心态。特别是他为《庆历圣德诗》而发布的“歌诗讚颂,乃其职业”的写作宣言,实际上代表了庆历之际士人对自己社会角色的重新定位的社会思潮。

       除此之外,庆历士人赤诚以公、是非明辨的风气,也使宋文渐渐呈现出重逻辑思维、议论成分加强的特点,记体文和论兵之文表现尤为突出。大量散体化政论文的出现,适应了庆历之际现实政治的需要。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庆历诗文革新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宋文格调的形成

       关于宋代散文的格调,学界成果颇丰,随着宋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对宋文美学特征的抉发会逐渐深入。徐复观认为,“由欧阳修收其成效的古文,正通于山水画中的三远。欧本人是平远型的。曾巩则是平远中略增深远。王安石则是高远中带有深远。苏洵走的是深远一路。而苏轼、苏辙则都是在平远中加入了深远与高远”。用一个“远”字概括北宋著名古文家的美学特征,可谓是慧眼独具。

       宋文的标志格调确以淡雅、清静、旷远为本色,体现了成熟文人文化对散文艺术的影响。考察宋文发展过程,宋代散文淡雅潜沉美学特征的形成,一方面缘于散文艺术家的不断探索、实践,另一方面也与文人的心态发展有密切联系。北宋经历了从台阁大臣的华丽铺张到“太学体”的古奥艰涩,由剥而复,再到仁宗后期的“复主杨大年”,宋文终于找到一个最适宜自己的表达方式,从而真正形成了一代之文学。杨国安认为,“以宋代新儒学的意识形态为基本话语,以平易自然的散体文为基本形式”的宋代新体古文,“由于深刻地契合于宋代以后的社会和文化形态,从而在今后近千年的时间内一直成为中国散文的主流形式”,可谓立论高远,给笔者以很大的启发。随着文人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异,文人的自我角色定位和心态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他们的创作,庆历士人的散文创作,也呈现出由张扬炫奇到淡雅潜沉的变化。

       张方平庆历六年知贡举时,就提出“文章之变与政通”,注重文章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反对石介推崇的“太学体”,并以法律的形式强行改变文风。虽经张方平的抨击,“太学体”文风还是“放而不还”,并没有在科场彻底销声匿迹,一直到欧阳修主考的嘉祐二年,新的文风时尚才得以确立。笔者认为,嘉祐年间宋文文风的成熟与确立,固然与欧阳修利用国家机器大力校正、天才古文家的创作实践有关,同时与士风丕变也有很大的关系。“太学体”实际上也是庆历士士风在文学上的极端表现,其张扬炫奇文风之形成与当时士风互为表里,而以往的研究恰恰忽视了太学体文风的这一深层意蕴。当时有个叫何群的太学生,“嗜古学,喜激扬论议”,石介使弟子推何为学长,“群愈自克厉,著书数十篇,与人言未尝下意曲从,同舍目群为‘白衣御史’”。这种“未尝下意曲从”性格下创作的文章,其文风可想而知。至于“太学体”的首倡者石介,欧阳修曾说:“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如水旱之灾是宋代经常面临的问题,作为地方官员往往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荒政工作,但石介居然愤切“骂龙”:“向龙慢骂数龙罪,龙不能答满面耻。偷向上帝谗驺虞,驺虞得罪龙窃喜。欲知龙与驺虞分,仁与不仁而已矣。” “骂”尚不解气,甚至要“鞭”:“鞭石不见血,顽石云不蒸。鞭龙不至痛,六合雷不胜”、“天捉乖龙鞭见血,雷驱和气泄为霖”。其文风之张扬可见一斑。庆历之际其他士人的早期文章,也不乏这种张扬之气,如尹洙的《乞坐范天章贬状》本是一篇写给朝廷的公文,是非明白、逻辑清楚,字句之间洋溢着一股天地正气。这是一种义无反顾地抗争、凛凛不可犯的士人风节,全文二百三十余字,铮铮铁骨、掷地有声。

        张扬炫奇的文风毕竟不是宋文最成熟、突出的特点,庆历之际文人士大夫们创造的理想政治图景也不过是昙花一现,文人社会的和谐转成过眼云烟。庆历以降至北宋后期,近世文人政治的痼疾开始形成并产生极坏的影响,庆历士人就站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庆历之际宋代文风发生的转变,更多的是庆历士人在现实政治冲击和影响下心态发展的结果。宋代实行佑文政策,文人的地位不断提高,最终形成比较稳定的文人士大夫阶层。北宋文人的心态处在发展过程中,欧阳修《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苏舜钦《上京兆杜公书》、《诣匦书》、《上范希文书》等作品的出现,庆历士人意气风发的姿态在文章中开始表露无遗。其文风张扬恣肆、直抒胸臆,即使是出于贬谪时期的作品,也少有传统文人那种自怨自艾的情态,而是体现了一种全新的文人价值取向。但是庆历年间的党议,几个重大政治事件,如“争水洛城事”、“滕子京事件”,虽然使庆历士风和文人政治发挥到极致,但同时也埋下士风内部变异的种子。政治是非和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和现实斗争的冲突,以及庆历文人自身的年龄阅历的增长,都给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特别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发生在庆历四年(1044)的“进奏院狱”,更是标志着士人阶层内部代表传统政治伦理的势力,对士人张扬之风的一次强力矫正。与之相对应的是,文学风尚也开始悄无声息地向另外一个方向发展,沉潜、雅致、淡远逐渐成为新的美学追求,这种新的文风,浸润着庆历之后宋人特有的冷静与凝思,它不是通过浪漫的激情迸发来言说自己的思想,而是在纡徐委备的叙述中,表达一种细腻而精巧的情感,即使是一篇以渗透着人生感悟的文艺小品,也往往不同于中唐古文家的所常有的酣畅淋漓,而是在娓娓道来中体现出宋人特有的理性和忧郁。欧阳修晚期才最终确立的“六一风神”,正是这种文风的杰出代表。

          五、结语

       以上笔者以庆历之际为中心,对北宋文人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散文审美流变,作了一个粗略的描述。文人政治与文学、士风与文风之间,存在一定的关联当无疑义,但影响一时代之文风者,绝非士风一端,就宋代而言,庆历前之文风就明显受“选学”和“春秋学”影响,而呈现出不同风貌,前者为“时文”之常态,后者为复古之变体。欧阳修自己曾信笔写下当时文坛的发展脉络:“往时做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衒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持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所谓三十年者,是从天圣末到嘉祐初这段时间,他所谈的正是由“选学”文风到嘉祐文风的转变,期间还经过了短时期的太学之风独擅科场。这样的转变有什么士风背景?实际上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的问题。研究北宋士风与文风演变,人文涵养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宋代和谐文人社会的构建与裂变等,显然还有许多未发之覆;仅以文风之确立而论,除关乎当世之文学发展和士人心态之外,尚有一个历史选择与确认过程,亦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视野,然非此文之力所能逮,尚待时贤给予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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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沧浪亭记

       予以罪废,无所归。扁舟吴中,始僦舍以处。时盛夏蒸燠,土居皆褊狭,不能出气,思得高爽虚辟之地,以舒所怀,不可得也。

       一日过郡学 ,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访诸旧老,云钱氏有国,近戚孙承右之池馆也。坳隆胜势,遗意尚存。予爱而徘徊,遂以钱四万得之,构亭北碕,号"沧浪" 焉。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

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觞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形骸既适则神不烦,观听无邪则道以明;返思向之汩汩荣辱之场,日与锱铢利害相磨戛,隔此真趣,不亦鄙哉!

噫!人固动物耳。情横于内而性伏,必外寓于物而后遣。寓久则溺,以为当然;非胜是而易之,则悲而不开。惟仕宦溺人为至深。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是未知所以自胜之道。予既废而获斯境,安于冲旷,不与众驱,因之复能乎内外失得之原,沃然有得,笑闵万古。尚未能忘其所寓目,用是以为胜焉!

       译文

       我因获罪而被贬为庶人,没有可以去的地方,乘船在吴地旅行。起初租房子住。时值盛夏非常炎热,土房子都很狭小,不能呼气,想到高爽空旷僻静的地方,来舒展心胸,没有能找到。

       一天拜访学宫,向东看到草树郁郁葱葱,高高的码头宽阔的水面,不像在城里。循着水边杂花修竹掩映的小径,向东走数百步,有一块荒地,方圆约六十寻,三面都临水。小桥的南面更加开阔,旁边没有民房,四周林木环绕遮蔽,询问年老的人,说:"是吴越国王的贵戚孙承佑的废园。"从高高低低的地势上还约略可以看出当年的遗迹。我喜爱这地方,来回地走,最后用钱四万购得,在北面构筑亭子,叫"沧浪"。北面是竹南面是水,水的北面又是竹林,没有穷尽,澄澈的小河翠绿的竹子,阳光、阴影在门窗之间交错相接,尤其是在有风有月的时候更宜人美丽。

       我常常乘着小船,穿着轻便的衣服到亭上游玩,到了亭上就率性玩乐忘记回去,或把酒赋诗,或仰天长啸,即使是隐士也不来这里,只与鱼、鸟同乐。形体已然安适,神思中就没有了烦恼;所听所闻都是至纯的,如此人生的道理就明了了。回过头来反思以前的名利场,每天与细小的利害得失相计较,同这样的情趣相比较,不是太庸俗了吗!

      唉!人本来会受外物影响而感动。情感充塞在内心而性情压抑,一定要借外物来排遣,停留时间久了就沉溺,认为当然;不超越这而换一种心境,那么悲愁就化解不开。只有仕宦之途、名利之场最容易使人陷入其中,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有才有德之士因政治上的失意忧闷致死,都是因为没有悟出主宰自己、超越自我的方法。我虽已经被贬却获得这样的胜境,安于冲淡旷远,不与众人一道钻营,因此又能够使我的内心和形体找到根本,心有所得,笑悯万古。尚且没有忘记内心的主宰,自认为已经超脱了。
北宋散文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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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翁亭记》 [北宋]欧阳修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冽;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坐起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然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其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赏析] 
       宋仁宗庆历五年(一○四五),参加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谗离职,欧阳修上疏替他们分辩,被贬到滁州做了两年知州。到任以后,他内心抑郁,但还能发挥“宽简而不扰”的作风,取得了某些政绩。《醉翁亭记》就写在这个时期。文章描写了滁州一带自然景物的幽深秀美,滁州百姓和平宁静的生活,特别是作者在山林中游赏宴饮的乐趣。全文贯穿一个“乐”字,其中则包含着比较复杂曲折的内容。一则暗示出一个封建地方长官能“与民同乐”的情怀,一则在寄情山水背后隐藏着难言的苦衷。正当四十岁的盛年却自号“醉翁”,而且经常出游,加上他那“饮少辄醉”、“颓然乎其间”的种种表现,都表明欧阳修是借山水之乐来排谴谪居生活的苦闷。 
 
        本文是山水游记,但抒情气氛很浓。作者的欣慰和悲苦都含蓄地蕴藏在风景的描绘和气氛的渲染当中。为了增强风神情韵,通篇采取说明句式,共用二十一个“也”字,造成一种从容婉转的咏叹句调。在写景和叙事上,文章写得既明晰简洁,又丰满生动,勾划了一幅色泽鲜明、声态毕现的图画。它的层次利落分明,自远而近,由大及小,在疏朗的背景中鲜明地突出醉翁亭和作者的中心位置。至于语言的概括准确,自然流畅,多用排偶而不失于板滞,以及音节的响亮和谐等,都显示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度技巧和特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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