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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晴的光痕 薪的火花 诗的余韵 竹的烙印

 
 
 

日志

 
 

理学先驱石介  

2017-05-20 22:09:37|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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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问的人,很容易清高、傲气、放荡、意气用事,为自己一生埋下祸根。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一字公操,北宋时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市岱岳区徂徕镇桥沟)人。出生在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到了他的父亲石丙时,家境好转,石介排行老二,少年时经常陪父亲读书,父亲特别喜欢读《春秋》、《易经》等儒家书籍,对石介的影响很大,少年时期,两件事改变了石介一生,一是父亲石丙考中进士(先后任大理寺丞、青州临朐县令等职,终于太子中舍),成为石家第一个做官的人,二是石介的母亲去世。父亲高中进士,在那个文人士大夫集团和皇帝共治天下的时代,那是多么大的荣耀,更主要的是经济有了很大的改观,石介对儒家书籍更加好学,有着精诚报国的远大志向。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服丧回南京(今河南商丘)居住,南京留守官晏殊邀请他主持应天府学。21岁的石介慕名范仲淹来应天府学学习,成为石介一生的转折点。石介自幼养成了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良好习惯。他在应天府学读书期间,生活窘迫,吃不上菜,口粮也不宽裕。在艰苦的学习环境中,他以老师范仲淹当年励志求学为榜样,矢志不移,是府学中最用功的学生之一。府官王渎见他生活太苦,顿生恻隐之心,借会客之机,将做得很好的饭菜送给他吃,石介谢绝说:“甜香的饭菜我石介当然是想吃的,但是天天吃尚可,如果只能吃上一顿,那么明天将吃什么呢? 早上吃了细米鱼肉,晚上就咽不下粗食糙饭了,这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不敢接受您的馈赠。”于是石介便把所赠送的美食还给了王渎,王渎对石介更加敬重。
        宋天圣八年(1030年),石介与欧阳修、蔡襄、马永伯等同登进士第,授将仕郎,秘书省校书郎,郓州观察推官。景祐元年(1034年),石介调任南京留守推官,期间筹建了泰山书院。宝元元年(1038),石介南京推官秩满,父亲石丙的砀山县令也秩满,按例应该到边远的地方任职,石介以父老年已七十岁请于吏部,代父远官,遂任嘉州(今四川乐山)军事判官。到任后一月,因母亡归家奔丧,丁忧在家,康定元年(1040)石丙亡故。石介母服未满,又守父丧。躬耕于徂徕山下,在徂徕山办起徂徕书院,与泰山书院互为呼应。庆历二年夏,石介居丧期满,由杜衍推荐任国子监直讲。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到京师成为一名京官,历任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直集贤院,来到了政治漩涡的中心,对于还无政治头脑的石介来说,无疑是一场灾难。同年他的老师范仲淹、同学欧阳修等人被仁宗任命为高官要职,日夜谋虑富国强民的办法,范仲淹提出“明黜徙、抑挠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重命令“等十项整顿政事的法令,这就是”庆历新政。石介对此欣喜若狂,精神振奋,认为报效国家的时候到了,他说:“这是大好事,我应当歌颂。”于是,他写了《庆历圣德诗》,赞革新派,贬保守派,指责反对革新的夏竦等人为大奸。石介的行为使夏竦等人深深怀恨在心,自此成为死敌。当时,同在太学任直讲的孙复提醒石介说:“你的灾祸从此开始了。”果然,夏竦为解切齿之恨,便从石介开刀,他命家中女佣人摹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革新派计划废掉仁宗另立新君。范仲淹等人有理也说不清,只好请求外人,变法遂告失败。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等人被保守派诬陷搞“朋党”活动,革新派相继罢职,石介也在“朋党”之列,成了众矢之的,外放到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任通判,返回徂徕山待阙,未到任所便病死家中,终年四十一岁。
        石介死后,夏竦等人并未甘休,欲置革新派于死地。当时,徐州孔直温谋反,败露后被抄家,石介过去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也被查抄出来。夏竦借此大作文章,向仁宗说石介其实没有死,被富弼派往契丹借兵去了,富弼做内应。宋仁宗下诏将石介的妻子、儿子编置在江淮,由地方官加以管制,不得自由行动。又派中使去把石介的棺材打开检查虚实。当时吕夷简正任京东转运使,就对中使说:“如果棺材打开是空的,石介真的逃到契丹去了,就是将他的子孙全部斩尽杀绝也不算残酷。万一石介真的死了,朝廷无缘无故打开人家的坟墓,是不能以此示范后人的。”中使说:“那又如何回复朝廷的圣旨呢?”吕夷简说:“石介死了必然有负责殓尸装棺的人,加之内亲外戚,以及参加葬礼的学生,不止数百人。至于抬灵柩埋棺材,必然雇用殡葬铺的人。现在发公文命令他们全都来受审,假如没有不同的说法,就命令他们都立下军令状,官府出具保证书加以证明,也就足以回复圣旨了。”中使按照他所说的办了。等到报告仁宗,仁宗也醒悟到夏竦是诬告,旋即又传旨,把石介的妻子与儿子都释放了,让他们还乡。欧阳修对此义愤填膺,在庆历六年(1046年)的一个秋夜,他含泪打开石介的遗著――《徂徕集》,写下了一首三百五十字的五言长诗《重读徂徕集》,诗中写道: “我欲哭石子,夜开徂徕编。 开编未及读,涕泗已涟涟。…… 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 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此诗呼天抢地,感人肺腑,后人称誉:“英辨超然,能破万古毁誉。” 
   石介死后二十一年始得正式下葬。应石介之子师讷、门人姜潜、杜默、徐遁等人之请,欧阳修撰写《徂徕石先生墓志铭》,给予很高评价:先生貌厚而气完,笃学而志大,虽在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以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悔。其遇事发愤,作为文章,极陈古今治乱成败,以指切当时,贤愚善恶,是是非非,无所讳忌。世俗颇骇其言,由是谤议喧然,而小人尤嫉恶之,相与出力必挤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变,曰:“吾道固如是,吾勇过孟轲矣。”
         一 石介的性格
        纵观石介一生,他的性格突出特点是刚正。石介也引为自豪,说自己有一种“刚正直烈之气”。他在《赠张绩禹功诗》曾这样描摹过自己:“容貌动人,心胆无有比。不度蹄涔微,直欲触鲸鲤。”对于别人说他“好为奇异,”石介还是不服气的。他说“仆诚亦有自异于众者……今天下为佛老,其徒嚣嚣乎声。附合响应,仆独挺然自持吾
圣人之道:今天下为杨亿,其徒哓哓乎口,一倡百合,仆独确然自守圣人之经。凡世之佛老,杨亿云者,仆不唯不为,且常力摈斥之。天下为而独步为,兹是仆有异乎众者“(《答欧阳永叔书》)。可见石介的”好为奇异“,是包含有囿于世俗之见,敢于道人所不曾道,敢于道人所不敢道的精神,这是石介的卫道精神,是石介的刚正之处,是一个正直的人的高贵品质。
        石介的可贵之处,也就在于他的心忧天下,在于他的刚正直烈,在于它能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虽败畎亩不忘天下之忧”,“不量敌众寡,奋笔如挥戈”。他认为“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已,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悟”(欧阳修《徂徕石先生墓志铭并序》)。他“心忧天下”,百折不回的积极进取精神,可令人肃然起敬,奋然而起,他说:“古言‘大厦将颠,非一木所支’,是弃道而忘天下国家也,颠而不支,坐而视其颠,斯亦为不智者也,曰见而可进,量力而动,其全身苟生者欤”时刻以国家为念,不计个人得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千古名言。石介的“天下虽乱,民心未乱,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也是历代统治者不容忽视的致理名言。
        当然,石介嫉恶如仇,有时言辞之间也难免有过激之处,在方式方法上,间或亦有不够妥当的地方。但是他“上使斯文淳,下使斯民朴”(《安道登茂材异等科》诗)的抱负,却始终不移,南宋叶适对他的评论还是比较公正的,他《习学记言序目》中说:“
        石介以其忿嫉不忍之意,发兹偏岩太过之辞,激犹可与为善者之心,坚已陷于学者之敲,莫不震动惊骇,群而攻之,故回挽无毫发,而伤败积丘陵矣,哀哉!然自学者言  之,则见善明,立志果,殉道重,视身轻,自谓“大过上六当其任”,则其节有足取也。
       二、石介的三次挫折
        石介的过激言语给他带来了一生的不幸。石介一生三次大的挫折都是祸从口出。第一次发生在景佑元年(1034年),正当盛年的仁宗皇帝因好色纵欲,时任南京推官的石介上书枢密使王曾,直言谠论:
     正月以来,闻既废郭后,宠幸尚美人,宫庭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色,渐有失德。自七、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曰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乐无时节,钟鼓连尽夜……(相公)当此之时,宜即以次为谏。谏止则已,谏不止则相公宜辞衡枢之任,庶几有以开悟聪听,感动上心也。若执管仲不害霸之言,以嗜欲闲事,不欲极争,则遂启成乱阶,恐无及矣。 
        仁宗是个多疑自负、报复心极强的君主,在舆论压力之下,处置了尚、杨二美人之后,当时为此事上谏的滕宗谅、庞籍皆以“语太切直”、“言宫禁事不实”相继被贬。石介此次上书王曾,由于官职低微没有受到贬职,但是给宋仁宗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祸患难测之阴影笼罩了他一生,石介积极干预朝政的第一次行动,就遭到了一记闷棍。 
        第二次发生在景佑二年(1035年)冬,因彻史中丞杜衍推荐,石介升为御史台主簿,当时宋仁宗下诏录用五代及十国诸伪国的后代,还没到任的石介立即上书《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之后》阻止,反对朝廷的和解政策,宋仁宗以此为借口,罢而不召。这是石介在政治上遭到的第二次挫折,其实上书的用意是好的,只不过石介不理解朝廷的用意,加上的语气太盛,打击面太大,被宋仁宗厌恶。同时上书的还有以父子双状元著称的东平人梁颢之子梁适,疏论朱全忠实际上是唐贼,其后不应录用,朝廷欣然接受,他不但没有贬职,反而被提拔。
       第三次发生在庆历三年(1043年),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诸人,着手进行一系列政治革新的措施。石介作《庆历圣德颂》,极力推崇范仲淹、富弼,直斥夏竦,言辞激烈。既为庆历新政在舆论方面作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庆历新政的失败种下了危机。颂成之后,石介即成为众矢之的,在朝廷不能立足,请求外放,未及赴任,于庆历五年七月病卒。这从政以来的第三次打击一直影响到他的身后,夏竦怀恨石介,欲倾富弼,散布石介诈死,富弼让他到契丹谋借兵、富弼充当内应的谣言,多疑的宋仁宗,两次下令核查石介存亡,赖杜衍诸人保全,方免发棺之祸,妻子则被朝廷管制,流亡在外。 综观石介一生,“子生诚多难,忧患靡不罹。”(欧阳修《读徂徕集》)他生当宋王朝号称百年无事的全盛时期,是历史上文人待遇最好的时期之一,作为大文人的石介却不合时代潮流,造成悲剧人生,后世之人,念其一生悲剧“为之掩卷失声”(钱曾《读书敏求记》卷四《徂徕文集跋》)不能不说与他的性格有直接的关系。
        三、石介悲剧性人生的原因
  石介的人生悲剧与宋代党争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历史上的历代兴亡或多或少的都与与朋党之争有关系,宋代这特定的历史土壤上产生的朝廷中的朋党之争更是空前绝后。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痛心疾首地指出:“朋党之兴,始于君子,而终不胜于小人,害及宗祀生民,不亡而不息。”甚而闹到“空国无君子,举朝无公论”,是非不明,公论不立!石介的人生悲剧正是宋代党祸的典型体现,是宋代“以党败人”的缩影,是君子“终不胜于小人”的悲剧。石介个人命运始终和朝廷中朋党之争中的政治悲剧纠结在一起。政敌诬以请仁宗驾幸太学有异图,又伪造石介与富弼书及所谓的废立诏草,再诬以诈死、北走契丹。真可谓居心险恶,无所不用其极。说明了宋代党争的激烈尖锐和残酷。
        石介的人生悲剧中,宋朝的国策决定了石介悲剧命运的不可逃避。石介的悲剧遭遇,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夏竦诸人的诬陷手段虽极阴险却是极为拙劣的,为什么他的阴谋能步步得逞,能够如此专横跋扈呢?问题的关键还在宋朝的国策这里。众所周知,宋王朝建立之后,有鉴于历代亡国之祸,先后采取措施以保宋王朝长治久安:杯酒释兵权以去悍将跋扈之患,分权宰阁以除大权旁落之忧。除此二者,赵宋王朝最耽心的即是朝中大臣朋党。朝政大权落在一党一派手中与宰相一人专权并没有什么不同,都会导致大权旁落。所以宋代历朝皇帝对打击朋党,不管你是君子之党还是小人之党,总是不遗余力的。客观的讲,由于宋王朝对朋党防范严密,北宋一代始终未发现其危及皇权的情况。党争双方的生杀予夺之权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所以,皇帝在党争中的依违向背增加了党争的戏剧性和残酷性。仁宗对待庆历新政、石介一案的态度即是如此。把石介的人生悲剧放在宋代国策的大背景下考查,他的悲剧是必然的,在宋代党争史上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石介的悲剧人生与他那独异的性格有直接关系。石介自幼养成的爱走极端的性格,使他关心朝政,好提意见,石介遇事发愤,所写的文章,纵论古今治乱成败的历史经验,密切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情况,对当朝的贤愚善恶,凡是对的就肯定,不对的就否定,一点也不忌讳。《宋史本传》指出他“喜声名”。纪昀说他“客气太深,名心太重,不免流于诡激。”(《徂徕集提要》)欧阳修曾高度评价石介,但也认为他“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好异以取高”(《与石推官第一书》)。就连石介自己在《上王沂公书》中也说:
       介狂狷好妄言,而有位不见听纳,但得沽激好名躁进之论。父兄教戒,亲友勉谕,以谓得其政不若畜之于身,待其当位然后施之于事。介省思之,亦深以为是。
因此,世俗之人听了他的言论大为惊骇,诽谤他的议论一时腾起,朝中小人对他尤为嫉恨,联合起来排挤他,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遇事发愤的性格让他写下760字四言《庆历圣德诗》,不仅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也断送了改革事业。
       石介性格过于执拗,认死理,应该说也是一种人格缺陷。尽管石介的性格因素是构成石介人生悲剧因素之一,但石介的悲剧绝非“性格悲剧” ,他的性格只是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中无奈激扬。石介个性中刚介果敢、乐善嫉恶,不取媚,不苟同的个性倒是应该肯定的。因此,与其说石介的独特个性与现实政治碰撞产生人生悲剧,还不如说在北宋党争中,众多的文人学士随波逐流,圆滑应世,泯灭了自己的个性,那才是更为深刻的历史悲剧。
石介在其短短的人生中,独立特行,直道致祸,使得后世阅其一生遭遇为之悲愤叹惋。但他在宋代文化史各个方面的影响是广泛而又深远的,研究宋代理学史、党争史、诗歌史、批评史以及科举制度、太学沿革都不应忽略他的贡献。但由于石介复杂独特的个性、宋代尖锐激烈的党争、从仁宗朝伊始的文统、道统之争种种影响,后人对石介的评价颇多牴牾之处。
清代康熙年间泰安知州徐肇显在《重刻徂徕先生集序》里痛心疾首概括石介的悲剧人生:
       言不谐俗,行思矫世。一时众口嫉善,谣诼其后,视之如寇仇,弃之如土梗。进不容其列于朝,退不容其息于野,生不容其达于时,死不容其安于土。
       这就是石介的一生!他只是一味地意气用事,不管不顾官场的“机关”和游戏规则,其结果就像飞蛾扑灯一般,把自己搞得“死无葬身之地。
石介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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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石介诗选
《岁晏村居》
岁晏有馀粮,杯盘气味长。
天寒酒脚落,春近臛头香。
菜色青仍短,茶芽嫩复黄。
此中得深趣,真不羡膏梁。
《读韩文》
眇焉五帝上,尝观二典辞。
焕乎三王间,尝观二雅诗。
道德既淳厚,声光何葳蕤。
烈烈日精散,闳闳雷声施。
施焉如飞龙,潜焉如蟠螭。
祖述兼宪章,后世唯吾师。
永言二典往,群言或隳离,
亦既二雅末,六义多陵迟。
寥寥千馀年,颠危谁扶持。
揭揭韩先生,雄雄周孔姿。
披榛启其涂,与古相追驰。
沿波穷其源,与道相汪涯。
三坟言其大,十翼畅其微。
先生书之辞,包括无孑遗。
春秋一王法,曲礼三千仪。
先生载于笔,巨细咸羁縻。
杨墨乃沦胥,旷然彰其媸。
佛老亦颠隮,茫然复于夷。
婉婉平蔡画,淮西獲以依。
凌凌逐鱷文,潮民蒙其禧,
心将元化合,功与天地齐。
洋洋治世音,磊磊王化基。
悖之则幽历,顺之则轩义。
《赴任嘉州嘉陵江泛舟》
中心横大江,两面叠青嶂。
江山相夹间,何人事吟放。
半樽岸帻坐,永日开舲望。
孤棹已夷犹,数峰更清尚。
危影倒波底,凝岚浮水上。
鸣鹭答猿啼,樵歌应渔唱。
并生泉石心,堪愧庸俗状。
《过温汤》
骊山山下水洋洋,一勺之多解破唐。
敢告后人商鉴近,温汤今日是唐汤。
《河决》
昆仑山最大,峨峨横绝域。
黄河地下来,汹汹不可测。
河伯一发怒,擘开昆仑石。
水出东北陬,浩渺无涯极。
平地水行疾,九州如咫尺。
汤汤势滔天,黎元多沈溺。
上贻尧心尤,四岳举鲧塞。
鲧用汩彝伦,九载无成绩。
尧怒不能治,遂行羽山殛。
有子其曰禹,命使嗣父职。
洛中得龟书,九畴文甲坼。
禹乃乘四载,周游视水迹。
百川各复道,九河皆开辟。
禹功既已成,水患方兹息。
窃思大禹意,河九为远策。
况云杀其溢,闻之孔安国。
三代逾千年,所以无灾厄。
战国争土疆,诸侯用诈力。
迁徒无常岁,湮沦不可识。
堤障遏水势,沟渠绝地脉,
禹道不复究,河流有壅隔。
频为中国患,不国不安席。
从官徒负薪,河泊弗受壁。
斫尽淇园竹,安救瓠子役。
民力殚将竭,国材耗亦剧。
四方竞上疏,群臣争筹书。
田蚡方为相,书来多持扼。
岂顾天下利,惟以私田惜。
贾让不为用,延年亦见斥。
如何圣人功,千载复不得。
皇宋运熙泰,四圣崇道德。
百蛮皆臣顺,万物遂生殖。
七八十年间,人不闻金革。
惟兹澶滑郡,河决亦云亟。
常记天禧中,山东与河北。
藁秸赋不充,遂及两京侧。
骚然半海内,人心愁惨戚。
河平未云几,堤防有穴隙。
流入魏博间,高原为大泽。
良田百万顷,尽充鱼鳖食。
救之成劳费,不救悲隐恻。
吾君为深虑,不食到日昃。
我忝窃寸禄,素餐堪自责。
不负一畚土,私辄逃丁籍。
又无一言长,万分有裨益。
与世同浮沈,随群甘默默。
亦或中夜思,斯民苦瘦瘠。
四年困蝗旱,五谷饵蝥蠈。
年来风雨时。才得一秋梦。
手足犹疮痍,饥肤未丰硕。
若待四体肥,斯民无愁色。
不然寻九河,故道皆历历。
一劳而永逸,此成功无歝。
或可勿复治,顺其性所适。
徙民就宽肥,注水灌戎狄。
试听刍蕘言,三者君自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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