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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唐宋纸币“飞钱”  

2017-05-28 22:03:43|  分类: 一纸辛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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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证   
        北宋纸币的出现是中国货币史上划时代的大事。纸币渊源于唐代的飞钱。作为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新制,飞钱伴随着唐后期百余年的历史,对唐代财政、货币及商品经济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严格说来,“飞钱”只是唐人俗称。《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凭纸券取钱而不必运输,钱无足而行,钱无翅而飞,故曰“飞钱”。在官府文案中,这种现象叫“便换”。史籍中关于“飞钱”的最早记载是元和六年(811)二月制,制文中提到“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并须禁断”(《旧唐书·食货志》)。不过,这距飞钱的出现已有相当时日了。
       飞钱兴于蜀,且盛于蜀。《因话录》卷6羽部记载,“有士鬻产于外,得钱数百缗,惧川途之难赍也,祈所知纳于公藏,而持牒以归,世所谓便换者,置之衣囊”。这里的“川途”非泛指山川路途,而是专指三川(剑南东西、山南西道)之途。李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固是诗家夸张之句,但入蜀交通运输一向被视为畏途,亦是实情。剑南三川因地理条件,交通不便,使用携带方便的“飞钱便换”成为迫切需要。
        蜀地商品经济发达,多用现钱(即铜钱)交易,蜀茶及其它蜀地珍宝物产远销北地、两京,又为飞钱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其中,尤以茶商与飞钱关系最密切。茶之名品中,剑南蒙顶石花茶占第一位,东川神泉、小团、昌明、兽目等也榜上有名。三川茶商云集,蜀茶代替蜀麻地位,成为四川主要外销商品。茶商利用三川钱物于剑南收购茶叶,转运至上都货卖,将所得钱纳于上都,辗转便换往来,便换在蜀地格外发展起来,兴盛于三川的便换由往来于蜀的茶商独领风骚,因此元和六年制文禁止公私便换时特别提到“茶商”。
        蜀地印刷事业的发达也与便换互为因果。便换所持之券,《因话录》称为“牒”,因“合券”而言,这种券可能是一种新型印纸。蜀中先进的印刷条件,确实为便换的产生及大量出现提供了便利条件。唐后期益州地位陡然上升,其商品经济之发达,使社会上形成了“扬一益二”之说。益州上升至堪与转输外贸中心扬州相媲美的地位,其中当有飞钱之功。国学论坛
  商贾“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进奏院及诸军诸使为“公”家便换,“富家”则为私家便换,合起来就是公私便换。这种便换早于元和六年,同时也应是便换产生的最早形式。安史乱后两京失守,玄宗幸蜀,百官诸军富商大贾云集于蜀,他们在蜀置产经商,当属常务。玄宗返京后,政治商业中心又移至长安,但蜀与京的联系并未割断,入蜀商人与京师进奏院(留后院)、诸军诸使、富商展开商业往来,便换便适应这种交往而在公私间约定俗成。刘晏盐法实行后,国家在财政上越来越借重商人,飞钱则从“公私便换”被引入国家财政,川蜀地区盐利、赋税上供等均通过便换形式送省。太和五年(831)十月,户部侍郎庾敬休奏称:“剑南〔东〕西川、山南西道每年税茶及除陌钱,旧例委度支巡院勾当榷税,当司于上都召商人便换。”(《旧唐书·庾敬休传》)可见三川便换之盛。唐代剑南飞钱的这种兴盛特色应与宋代交子(纸币)最早产生于四川密切相关。
        便换最早出现于“公私”领域而被三司借用,一旦三司习惯便换后,国家开始对公私便换限制禁约起来。元和九年(814)五月,“命京兆尹禁诸色人不得与商人私有便换,犯者没入,赏罚有差”(《册府元龟》卷612)。这次禁绝最为雷厉风行,京兆尹裴武搜索诸坊,十人为保,严禁与商贾飞钱(《新唐书·食货志》)。但这样严刑重法的禁约也未达到将“公私便换”斩尽杀绝的目的。长庆元年(821)赦文中又一次提到“公私便换钱物,先已禁断,宜委京兆府及御史台切加觉察”,可见公私便换仍持续不断,而将长庆元年赦文与元和九年制令相较,也不难看出后者的缓和且无可奈何。
     飞钱制度在唐后期财政领域有所发展。长庆元年赦文中还规定,“宜委度支盐铁使于上都任商人纳榷,籴诸道监(盐)。令在城匹段,各有所入,即免物价贱于外州”。此法已含有折博意向,它是配合禁断公私便换而采取的另一措施,使盐商在京师纳榷,直接到诸道领盐,减少了合券易钱、以钱买盐的程序,应该说给商人提供了便利。但令人叹息的是,唐三司财政采用飞钱、易地领盐法并不是为了给商人和商品经济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而是为了解决唐的货币问题、物价问题,亦即通过飞钱、折博,实现将实物货币(布帛)挽留在流通领域的目的。手段与目的如此相悖,决定了唐代飞钱的命运。
        飞钱还被应用在西北边军粮转输上。《新唐书·吴武陵传》记载,长庆初年,武陵上书谏曰:“前在朔方,度支米价四十,而无逾月积,皆先取商人,而后求牒还都受钱。”商人在西北边州按度支米价给边军粮,然后得牒至京师领钱,这种牒,类似便换文牒,也是飞钱的一种。在这种便换中,商人在西北边人粟,较之纳钱,更进了一步。结合盐政领域商人纳榷、籴诸道盐看,飞钱在三司领域已相当发达。只是入粟得钱仅是西北边维持军费供给的手段,法虽先进,但目的及范围狭小,度支盐铁领域的这种折博只能单一且有限度地存在着。"
  晚唐国家财政已离不开便换。咸通八年(866)十月户部侍郎判度支崔彦昭上奏说,当司所管江淮诸道两税、榷酒、除陌等钱,“准旧例逐年商人投状便换。自南蛮用兵已来,置供军使。当司在诸州府场监钱,犹有商人便换,赍省司便换文牒至本州府请领,皆被诸州府称准供军使指挥占留。以此商人疑惑,乃致当司支用不充”(《旧唐书·懿宗纪》)。据此可见,便换已在三司领域推广开来,江淮诸道州府也普行便换。同时,崔彦昭的奏文还体现出,国家财政越来越仰赖便换,“商人疑惑”,不与三司便换,国家经费则因之“支用不充”。三司便换中,商人实际上越来越占据主要地位,至唐末期,更是如此。懿、僖宗时战乱不断,漕路多次受阻,三司转运,仰赖商贾,但商贾便换“渐至虚折,商徒则获利倍于往日,所司则侵损转难任持”(《唐大诏令集》卷72乾符二年南郊赦)。商贾利用虚实估差价,上下其手,纳匹段时以虚估计,合券在诸州府领钱时则以实估折,获数倍之利,国用为之虚竭。至此,国家为维系物价、维系财政支用而实施的虚实估政策,反而成为商人利用的武器,这是唐政府始料不及的。商人也正是利用政府之策、战乱及国家对商人的倚赖,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唐朝奉行着钱帛兼行的货币政策,唐后期绢帛虽逐渐退出流通领域,但唐政府一直努力坚持,力图减缓绢帛消退的进程,所以飞钱这种新制一出现,也就与旧的货币问题夹缠在一起。在唐政府力量强大时,也许能够取得便换上的主动,利用国家势力干涉便换物价,达到国家获利、物价上涨的目的。但随着国势消退,商贾取得便换主动权,虚实估反而成为使国家受损的弊政。飞钱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将这种先进手段引入财政,是值得肯定的;只是引进的目的与之相反,唐代飞钱正是带着这种矛盾的特色,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飞钱是在剑南交通不便、茶商发达的背景下首先发展起来的,元和以前被引入国家财政领域中。随着三司便换的发展,国家却限制了诸道、诸军、诸使及富商等三司之外的便换,将飞钱仅局限于三司汇兑领域中。
    便换飞钱不能向三司以外发展,更不能转让、货卖。于是,飞钱终唐之世,没有再向前发展。由飞钱到纸币仅仅相差一步,唐代飞钱却没有向这一步迈进。这关键的一步,只能留给宋代来完成了。 辑( 李锦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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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中期宪宗时期(公元806——820年),为解决铜钱转运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商人们创造出了一种“飞钱”,为方便商人异地取钱,带有汇兑形制的票据。但是它只是一种信用货币,已经初步具备了纸币性质。

      (一)        飞钱产生的背景

        1、商业的高度繁荣。唐代的经济繁荣,尤其是商业兴盛,除了国内南北方的商业交流日益增加,对外贸易也日渐增多。许多国家与唐朝密切通商,其国内也流通开元通宝钱,唐朝官府与民间也经常以铜钱购买外国货物。但是唐代中期以后,藩镇割据,运输钱货不仅不方便而且十分不安全,而商业的繁荣又促使远距离间钱货输送量的增大,中央政权对现钱的运输采取限制,从而导致了飞钱的产生。

        2、运送现金不便。铜钱的单位价值很低,不便随身携带,为解决货币远程流通的困难,唐代商人从实践中发明了一种汇兑办法。

        3、应对钱荒。有关飞钱的记载最早是唐宪元和五年,而实际上在唐德宗贞元时期出现了钱重物轻的局面,货币十分短缺。政府下令严禁销铸钱币,禁止现钱出境。而禁止现钱出境,自然又导致商品贸易往来不够通畅,因此政府又被迫恢复现钱往来。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政府下令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在货币短缺的情况下,政府一方面要保持京城的货币量,一方面又要保障正常的商业交易,为解决这些问题飞钱就产生了。这既可以避免大批货币的出境,又可以把货币的流通掌握在政府手中,同时还能使商业贩运正常地进行。

        综上所述,飞钱出现的原因很复杂,有很多的因素。正是在上述诸多原因的促使下,出现了中国汇兑业务的雏形——“飞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宪宗)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飞钱。”人们凭借纸劵来取钱,从而不必随身携带,钱无翅膀而飞,故称“飞钱”。史料中关于飞钱的最早记载是元和六年(公元811年)二月,制文中出现“茶商等公私便换见钱,必须禁断”。实际上,此时飞钱已经出现多时了。

       (二)飞钱的使用和管理

  商人们先在京城把钱交给诸军、诸使、富家或诸道进奏院,开具一张凭证,上面记载着地方和钱币的数目,然后商人携带凭证到其他地区的指定地方取钱,这个凭证就是“飞钱”。飞钱盛行于长安以及扬州、广州、成都之间,反映了商业繁荣的一个侧面,同时促使唐代的货币经济及货币流通手段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飞钱”有官办和私办两种形式,一种是官办,设于京城的“进奏院”,各地在京城的商人,把钱款交给各道驻京的进奏院,由进奏院开具发联单式的“文牒”或“公据”,一联交给商人,一联寄往本道。商人与节度使派遣在京的进奏院交涉完后,就可以以一纸凭据随时随地兑换现金。这样,不仅安全,还免去了诸多麻烦与劳顿,诚如《国吏旧闻》所云:“商人纳钱京师,可少慢藏之患;地方纳钱中央,可省转搬之劳。”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唐宪宗下令由朝廷户部、度支、盐铁三司统一经营飞钱业务,收取手续费,规定每飞钱一千贯(一贯一文)付费一百文。另一种是私办,由一些大商人利用总店与设在各地分店之间的联系,向不便携款远行的商人发放票据,商人可凭此票据在私商所开的联号取兑货款。当时私商办理飞钱都不收取手续费,但当时交通不畅,一般情况下合劵要在一两月后,私商可以趁机赚取利息收益。

        据史料记载,飞钱的使用者是以南方茶商为主的商人,使用的区域主要在江淮两浙一带,依次为蜀中地区和北方地区。根据现存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使用飞钱的商人一般都是从事茶、酒之类的官榷商人,并没有普通商人使用飞钱的记载。

  飞钱的出现一方面减低了铜钱的需求,缓和了钱币的不足,同时也给商人们在全国各地进行贸易活动时带来了极大的方便。但是飞钱本身不介入流通,不行使货币的职能,它只是一种汇兑业务,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纸币,北宋时期四川成都的“交子”才是真正纸币的开始。飞钱这种汇兑方式被北宋沿用。宋开宝三年(971),官府在开封设置官营汇兑的机构“便钱务”,为行商直接办理异地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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