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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宋朝的三仓及其现实意义  

2017-06-10 14:08:29|  分类: 一纸辛酸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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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华)开始时,三仓的收粮和放粮各有针对性,后来由于互相调来调去,在一般百姓眼中,已经没什么差别了。

 三仓,指义仓、常平仓和广惠仓。宋朝的三仓,在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义仓,又名义廪、社仓,是一种由国家组织、以赈灾自助为目的的民间储备,亦即官督民办。义仓一般在县一级政府所在地,社仓一般在村镇设仓。隋朝开皇年间创立,此后各朝断断续续地沿用。粮食来源原则上出于百姓。秋收季节,各家各户根据自家情况,分别上交一定数额的粮食,储存起来,凶歉时再发放给百姓。有的朝代则以赋税的形式强行征收。北宋建隆四年(963年),太祖赵匡胤下诏兴复义仓。岁收二税,每石别收一斗,这就属于强行征收了。

常平仓,顾名思义,设置该仓以平抑物价为目的。在丰收年买进粮食,荒歉年低价卖出。其与义仓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民办,后者为官办。常平仓前朝也有设立,到了宋朝,又有恢复和创新。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始置常平仓于京畿。景德三年(1006年)后,除沿边州郡外,全国先后普遍设置。启动资金为本该向上供应的钱款,各州按人口多少酌留两三千贯至一二万贯为籴本,每年夏秋谷贱时,以高于市价三五文的价格买进粮食。为避免奸商无底线地抬高价格,扰乱社会秩序,谷价高涨时,则减价出粜(所减不得低于本钱)。如果存粮三年未经出粜,即回充粮廪,易以新粮,使常平仓的粮食不至腐烂坏掉。有的常平仓具有很强的自我造血能力。淳熙八年(1181年),浙东提举、著名理学家朱熹上表讲述自己的成功案例。他说:乾道四年(1168年),本地百姓生活困难,经过请示,得到常平米六百石,夏天收粮后马上发放给缺粮群众,受益者冬天连本带息偿还。此后随年敛散。以有利于民众为原则,歉收时利息减半,如遇大灾荒,则连本带息都不追讨。经过14年的经营,原从常平仓借的600石谷米全部还回,且用息米造仓三间,储米3100石,作为社仓经营,不复收息,每石米只收三升米的损耗费用。因此,在他管辖的范围内虽遇凶年,百姓也没有饿死的。中央政府对朱熹的做法大为赞赏,并做了推广。

广惠仓是始于宋朝的一种官办粮仓,初设于嘉佑二年(1057年)。以前,一些地方的绝户田(即全家人亡后,无人耕种的田地)都被地方官卖掉,卖田的钱去了哪里,不得而知。枢密使韩琦建议,以后这样的田地都留下来,招募农民耕种,将收获的粮食存放在固定仓库里,用来资助城中无以自养的老幼病残。建议被采纳,以后遂成定例。此类粮仓被命名为广惠仓,由提点刑狱司(俗称“提刑官”)管理,年底将各类进项与花销上报三司。广惠仓将原先灰色地带的收入纳入阳光管理,规定城中人口不到万人的,留田租1000石存入仓中,其余上交;超过1万户,留2000石;户2万留3000石,3万留4000石,4万留5000石,5万留6000石,7万留8000石,10万留万石。如果还有剩余,田地可以卖掉。州府设置出纳两人,每年10月按例验视,将有资格领取者的名字一一登录在册,从11月开始发放,三天给一次,每次给米一升,儿童半升,到次年2月止。

开始时,三仓的收粮和放粮各有针对性,后来由于互相调来调去,在一般百姓眼中,已经没什么差别了。又由于同属司农寺管理,广惠仓经常与常平仓相混,共称为常平广惠仓。

有了这些粮仓,饥荒年自然就有了物质保障。皇祐年间,郓州知州刘夔打开粮仓赈济饥民,百姓全活者甚众,盗贼衰止。神宗即位以后,河北诸路水灾旱灾连年不断,不断发放广惠仓粮食赈济灾民。但是,由于执行者本身素质不同,执行的标准和力度亦有不同,其效果反差很大。《宋史·食货志》上也认为三仓设立的出发点虽好,“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无可给,或拘催无异正赋,良法美意,胥此焉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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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全世界范围的市场经济以及抗击自然灾害的活动中,都能见到一个词汇,国家粮食储备。西元2008年,当全球粮价飙升时,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消息说,全世界的粮食储备只够50天。美国作为世界主要的粮食供应商,它的粮食储备一般都比较充裕,因而也能对世界粮价产生较大的影响。然而,国家粮食储备的观念和一整套制度,来自于中国,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三千多年前的西周。美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建立,更是直接受益于中国古代的智慧,只不过到了今天,与中国古代相比,美国的粮食储备政策已经有点走样,但毫无疑问,粮食储备制度是中国对于世界的一个巨大贡献,称其为伟大,毫不过分。
西周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了粮食储备,并且从那时起,粮食储备就具有了今天的主要功能,一是稳定粮价,二是防备凶年歉收,三是应对国家大事,例如军事或工程建设。春秋战国时期的李悝和范蠡都制定过具体的措施。到了西汉武帝年代,正式形成了“常平仓”制度。常平仓制度简单说就是,国家在各地设立仓库,丰收之年粮价较低,国家便以比市场价格高的价钱收购粮食,存入仓库;歉收之年粮价较高,国家便低价卖出粮食,平抑粮价。因此,常平仓制度的根本在于广大农民和全社会的利益,避免“谷贱伤农”和“谷贵伤民”。除了正常的农业丰歉外,常平仓制度还能保证重大自然灾害发生时,国家开仓放粮,无偿救济灾民。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与常平仓制度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历史上常平仓制度也有被放弃的时候,一般来说,中国历史上常平仓的废弃与战乱和分裂相伴,而成就巨大的统一王朝,无一不建立常平仓制度。常平仓制度施行的好坏,与国家统一、稳定,成为互为因果的关系。例如唐朝前期,常平仓制度确立,而安史之乱发生后,常平仓被废。安史之乱后,部分恢复了常平仓,但藩镇局面未能消除,常平仓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北宋在设立常平仓的同时,还设立了广惠仓。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王安石变法时颁布的“青苗法”,就是利用常平仓、广惠仓作为资本,向农民发放贷款,成为当今世界农业贷款的源头,包括美国,其农业贷款的理念和做法,正是来自于王安石的“青苗法”。历史评价说,北宋的灭亡与王安石变法有关,并非全无道理。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常平仓具有多项功能,调节市场只是功能之一。当王安石的“青苗法”把常平仓完全成为经济手段时,常平仓无偿救济的功能就被降低了。南宋时期,朱熹看到常平仓过于商业化的弊端,又设立了社仓,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总体上说,宋朝对于常平仓的功能产生了分歧,常平仓究竟是纯经济手段,还是政治手段?至今依然引发争论。宋朝之后,元朝对于常平仓重视不够,基本上没发挥多少作用,元朝100年便结束了,这也是一个原因。明朝突出了常平仓救灾的功能,清朝也同样,常平仓主要作为救灾和备战。
        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西方,就会发现,西方历史上没有常平仓制度。因此,欧洲历史上一旦遭遇灾荒,很容易造成人口大批锐减,这类事件在欧洲历史上不胜枚举。欧洲之所以没有常平仓制度,关键在于政权不统一。分裂还造成政权不稳定、政策不连续,而常平仓制度未必是立竿见影的手段,丰年以备荒年,常常要很多年后才能看到成果,而且,在大范围内,它的效果更明显。因此,政权分裂、政权不稳定与没有常平仓制度也成为相互影响的结果。近代以来,英国、日本也曾经想设立常平仓制度,都没有成功。最早借鉴中国古代智慧,成功建立常平仓制度的,就是美国。美国与中国在地理结构上有类似,是它能够引入中国常平仓的原因之一,但是,美国的商业化特征,也使得当今美国的常平仓,或者说粮食储备,偏离了中国古人的做法。
        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面临农业生产过剩,农产品价格大跌,卖不出去的农产品造成农业的萧条,预演了30年代的大萧条。罗斯福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新的农业政策。西元1934年、1938年,美国颁布了两个“农业调整法”,其核心思想就是中国的常平仓制度。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对于是否实行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也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西元1934年的农业法案还主要是鼓励农民休耕,它的想法很简单化。农产品过剩,价格跌到三分之一,农民收入下降,因此,当时的政策是政府补贴农民,使农民不要多种地,减少产量以恢复价格。此后,身为农业部长的华莱士开始推行常平仓,也就是说,不要求农民减少耕种,而是由政府出面,将农民剩余的粮食收购起来,防止农产品价格下降,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防止“谷贱伤农”。
        华莱士的主张在当时遭到很多反对,反对理由主要是两点。一是,美国一贯坚持自由经济主张,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而常平仓制度符合罗斯福新政中政府干预的思想。二是,有人怀疑,就算实行了中国古代的制度,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政府能否承担其成本?华莱士指出,他反对纯粹“经济人”的概念,反对自由放任的经济理论。他把常平仓作为“经济民主”的手段,认为它是为人民服务的方式。因此,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华莱士认为的民主是一种经济民主,而不是某些人简单理解的“选票民主”,而经济民主本质上就是财富相对均等,贫富差异缩小。这一真正经济民主的体现,华莱士认为,只有中国古代实施几千年的常平仓制度。华莱士把中国古人在3000多年以前创设的这一制度称为“为人民服务”,他同时还坚持认为,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干预经济是必然的。当我们多少了解一点华莱士当年与其他美国人的论战,是否能对民主有点新的认识?是否能换一个角度看待中国古代政治?
        当然,美国当时反对常平仓制度还有一个观点也值得一说。当时有人指出,如果没有常平仓,歉收的时候,可以向外国购买粮食。这种观点还从经济角度指出,常平仓储存粮食成本较高,不如从国外购买便宜。我们发现,70多年后,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茅予轼先生在坚持要求废除18亿亩红线的时候,也差不多是这个观点。换句话说,茅予轼先生没什么新观点,是照抄70多年前某些美国人的观点。而事实的结果是,70多年前,美国人就以实际行动否决了茅予轼先生今天还在鼓吹的“向外国买粮食便宜”的观点。当时支持华莱士的人认为,粮食问题关系到政治,不能仅仅从经济角度考虑。美国的常平仓制度也由此确立,不知道茅予轼先生看到70年前美国人就否决了他的观点,会有何感想。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明确说,美国农业政策的思想,来自于中国古代哲学。
         由于美国借鉴了中国古代制度,设立了常平仓制度,西元1939年,美国储备了4亿蒲式耳的玉米(超过1000万吨),2亿蒲式耳小麦(超过540万吨),这一充足的粮食储备在此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力地支持了同盟国对轴心国的连年战争。这一粮食储备对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获胜,与军火工业一样,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大批青壮年要么上战场,要么投入军工生产,连妇女也不例外,他们吃什么?由此我们看到由常平仓制度诞生的国家粮食储备制度,具有三大功能,一是稳定农产品价格,保证农民利益和国民生活保障;二是救灾;三是战争等重大事件。30年代,由于美国农业科技的不断提高,种子、化肥、机械化等,使得美国的粮食储备救灾的功能下降,它首次发挥巨大作用就在于战争。这一点也与宋朝王安石变法时有点像,王安石利用常平仓作为变法内容之一后,宋朝也发动了对于西夏的战争,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不同在于,王安石当年,粮食生产技术没有大规模持续的突破,军粮消耗过大,就会影响常平仓的其他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华莱士又希望建立“世界常平仓”,他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宣传自己的这一想法。然而,二战结束以后,恰恰又是美国,带头反对联合国建立“全球常平仓”,如今,我们能理解其中的奥妙吗?我们说过,常平仓具有三大功能,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建立“全球常平仓”,谁拥有掌握它的权利?难道交给联合国?美国当然不愿意,因此,美国要以自己国家的常平仓,代替全球常平仓。由此,美国就可以利用它庞大的粮食储备,既作为经济手段,又作为政治手段,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因此,当华莱士说常平仓是经济民主,是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他缺少了一个限制,那就是:掌握常平仓的人,应该是超越利益集团的公正代表。而当今美国在世界上的表现,离这个要求相去太远,美国只是把自己的粮食储备当成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同时又要用它来影响世界,它所能造成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

美国当前粮食储备已经与70年前很不相同,那时候,美国的农民数量还较多,如今,美国农民数量很少,农业生产被大型企业控制。因此,常平仓在农业人口众多地区所发挥的作用,某些方面在美国已经不再重要,例如华莱士所说的经济民主和为人民服务。农业垄断企业的出现,使得美国的常平仓成为少数农业资本家、垄断企业得利的工具。按照中国古人的观念,常平仓所储备的粮食,既是商品,它可以起到调节市场的作用,可以把它当成商品,但是,它又不是普通商品。道理很简单,没有粮食要出人命的,因而,粮食储备又不能完全以市场经济规律来地对待。如果把粮食同时看成是政治,那么谁掌握它,以怎样的理念、原则和制度来掌握它,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此外,现代社会的农业补贴、石油战略储备,其观念的来源,都与中国古代的常平仓制度有关。
         不管怎么说,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民以食为天,是中国古人重要的社会管理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当今乃至未来人类社会的贡献都是巨大的。顺便再说点宋朝的常平仓。有观点认为,宋朝通过常平仓实现了对粮价的控制,也有人认为这种控制很有限。原因在于,宋朝常平仓的储存量不够大。有统计指出,宋朝常平仓的粮食储存量大约相当于一年粮食消费量的六分之一,也就是16.7%左右。有意思的是,当今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于世界各国粮食储备的最低要求是17-18%,如低于14%(51天)则属于危急状态。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粮农组织对于储备粮的最低要求,与宋朝常平仓的储备量非常接近。这又不能不说是中国古人的智慧,它还得了到当今世界的确认和验证。而当今中国的粮食储备,基本上保持在30%左右,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储备,面对四川地震这样巨大的自然灾害,我们将非常被动。由此,我们应该对中国古人报以崇高的敬意。

 

济贫仓种--广惠仓

救济这样的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食物救济,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已经不能依靠为应付临时灾荒而设立的常平仓、义仓等仓种,而需要一个专门的仓种有针对性地进行救济。

宋仁宗时,设置“广惠仓“,为宋朝所首创仓种。范祖禹说:“朝廷自嘉佑以前,诸路有广惠仓以救恤孤贫“ 。 但是始于何时,并未明言。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年知成都府晁公武言:“成都父子天圣间知府韩亿于本府南仓创永利敖,每岁出粜以六万硕为准,以拯贫 民。自二月一日粜卖至八月终止,又有拘收到户绝官田广惠官米岁给养病贫民。“ 但此时只是部分地区各自创设,并未普及。到嘉佑二年(1057年)八月,采纳韩琦之建议,正式令诸路广置广惠仓。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详细的记载了此事:

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郡郭内老幼贫瘠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 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 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

“广惠仓“设置,形式上有几成“常平仓“和“义仓“的迹象,由于隶属司农寺,广惠仓常常与常平仓相混,共称为常平广惠仓。然而其直接目的,是“给州郡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首先救助“州郡郭内“的困难人群,“有余乃及诸县“,这样的原则,是世代得以承袭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 。 可见广惠仓的管理是有效的。不过,条例司指出“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又指出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 为利未博,提议应当随市贵贱粜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具体措施是,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 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维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这一主张得到皇帝的认可开始推行。

这一改动使得广惠仓的作用面有所拓宽。不过,其原则和前提仍然是“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对于社会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还是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必要的保障。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上六》在关于“振恤“的内容中写道:

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籴便司、广惠仓粟以振民。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曰:“河北岁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东作,民携老幼,弃田庐, 日流徙于道。中夜以兴,惨怛不安。其经制之方,听便宜从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为朕抚辑而振全之,毋使后时,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 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哲宗虽诏复广惠仓,既 而章惇用事,又罢之,卖其田如熙宁法。常平量留钱斛,不足以供振给,义仓不足,又令通一路兑拨。于是诏圣、大观之间,直给空名告敕、补牒赐诸路,政日以 隳,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

反对派在对于王安石变法进行攻击时,广惠仓制度实际上的破坏,也成为口实之一。不过,广惠仓所体现的“先朝良法美意“,可能确实是有益于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的。

广惠仓是宋代独有的仓制。这一制度,自北宋至南宋都曾经施行。不过,数百年中,间有废弛。南宋时期的广惠仓似乎只在部分地区发生作用。

“诏天下置广惠仓,使老幼贫疾者皆有所养,累朝相承,其虑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的说法,体现了广惠仓对于社会救济的作用。不过,所谓“累朝相承“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宋史》卷四百十三《赵必愿传》说,赵必愿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以直秘阁治婺州,“立淳良、顽慢二籍“分别管理民户,劝善惩恶,宽减税收,所行 善政中,还包括“措置广惠仓及诸仓积谷“。《宋史》卷四百一十五《黄畴若传》说,黄畴若知成都府时,曾经“籴米十五万石有奇,足广惠仓之储“。黄畴若宋孝 宗淳熙五年(1178年)举进士,本传记载有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都城火,畴若应诏上言“事,可知他在成都“足广惠仓之储“事迹,也是地方广惠 仓在南宋中期依然存在的历史记录。

广惠仓在其创立之初,即“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为宗旨,但实际上,救济范围可能要比这更宽广 一些,如范祖禹说是“救恤孤贫“,曾公亮说是“廪食穷独“,晁公武说是“岁给养病贫民“,都是说明是专对郭内贫民的。总的说来,广惠仓是宋朝仓制中专为济 贫而设立的仓种,与其他仓种主要以备荒为主有着明显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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