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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晴的光痕 薪的火花 诗的余韵 竹的烙印

 
 
 

日志

 
 

教育家胡瑗  

2017-06-11 16:58:56|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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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瑗(993—1059),北宋泰州海陵(今如皋)人。胡瑗祖上世居安定(今陕西省安定县),门人学者“溯其源”,称其为“安定先生”。胡瑗是北宋初年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与孙复、石介并称为“宋初三先生”,同为宋初理学先驱。《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序录》云:“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但就教育而言,胡瑗的影响则更大。他毕生从事教育事业,锐意改革,勇于创新,对宋初教育理论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教育主张有些至今仍对我们有启发。
            一、“天下之治”在人才的教育作用论
        胡瑗深刻认识到学校教育对于培养人才、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他在《松滋儒学记》一文中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材,成天下之材者在教化,职教化者在师儒;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而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精辟地阐明了实现“天下之治”关键在于人才,人才培养的根本在于学校教育的思想。正是从这一思想出发,他批评自汉唐到宋初的学校教育所存在的各种弊病,认为已违背“先王教化之意”。主张改革教育,改变空疏的“俗学”,讲授穷经治事的实学,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重视学校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不只是局限于文职人才。他从宋朝当时边事频繁,迫切需要军事人才的实际情况出发,在中国教育史上较早地提出设立武学,培养既“知忠孝仁义之道”,又“知制胜御敌之术”的武职人才。中国古代培养军事人才的武学,最初设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但设置仅数月即废。胡瑗认为这是由于“官非其人”,而不是不要设置武学。翌年,他上书请设武学,并提出了如何设立的具体主张。他说:“顷岁吴育已建议兴武学,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废。今国子监直讲内梅尧臣曾注《孙子》,大明深义。孙复而下,皆明经旨。臣曾任丹州军事推官,颇知武事。若使尧臣等兼莅武学,每日令讲《论语》,使知忠孝仁义之道;讲《孙》《吴》,使知制胜御敌之术。于武臣子孙中,选有智略者二三百人教习之,则一二十年之间必有成效。”他还撰成《武学规矩》一卷进呈。胡瑗的建议虽然由于遭到反对而没能成为现实,但是他从当时实际需要出发,提出设立武学,培养军事人才的主张是正确的。
        尤为可贵的是,胡瑗在培养人才时,对那些初步显露出一定才华的学生往往给以特别的爱护,热心扶植。《宋史·道学列传》记载,程颐在18岁时游太学,当时胡瑗刚到太学任教,他以“颜子所好何学”为题问诸生,程颐写了一篇《颜子所好何学论》(见《河南程氏文集》卷第八)作答。“瑗得其文,大惊异之,即延见,处以学职。”类似记载,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安定言行录》中还有。例如:
            周之道,字觉民,湖州长兴人。少刻意于学,年十三以文谒胡先生,先生奇之,因留受业。
         潘及甫,字宪臣,扬州人。励志文行,闻胡安定倡学于湖,负笈从之,以其文呈安定,安定喜曰非诸生比也,遂补学职。
             胡瑗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其爱才之心,育才之切,跃然纸上。这是值得我们教师借鉴的。
            二、“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论
           自隋唐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入仕参政。唐朝科举考试重词赋。于是一般士人便热衷于科举功名,他们专习辞赋以应付考试,崇尚浮华文辞,而鄙视真实学问,“尚文词而遗经业”。学校日益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科举日益重,学校日益轻”。
            科举考试制度对士人学风和学校教育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在北宋初年严重存在。刘彝在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说:“国家累朝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尚声律浮华之词,是以风俗陋薄。”③当时虽然设立了国子监,但成为品官子弟游寓的场所,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仁宗时天章阁侍讲王洙说:“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役然试艺,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致千余。就试试已,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但为游寓之所,殊无肄习之法。居常听讲者,一二十人尔。”王应麟在《玉海》中也这样记载仁宗时国子监的情况:“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之患。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胡瑗对此状况深为忧虑。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记述胡瑗当时的心情,常常“患隋唐已来,仕进尚文词而遗经业,苟趋禄利”。胡瑗的学生刘彝也回忆说,在宋仁宗明道、宝元时期(1032-1040年),臣师“尤病其失”。为了纠正取士不以“体用为本”,而专讲究声律浮华的辞藻,使世风民俗浇薄,学校教育蜕败的时弊,胡瑗遂提出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作为学校教育的根本目的,即所谓“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
         对于什么是“圣人体用”,刘彝曾对宋神宗作过概括的说明:“臣闻圣人之道,有体,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可变者,其体也;诗、书、史、传、子、集,垂法后世者,其文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很清楚,所谓“明体”,指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封建伦理纲常和道德规范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所谓“达用”,指不仅要自己“明”,而且要能把封建伦理纲常、道德规范等通达于实际,运用于实践。也就是说,学校教育不能只是为了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是要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封建道德,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
胡瑗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可以说一直在为贯彻这个思想而辛勤努力,并取得了很大成功。欧阳修在《胡安定先生墓表》中说,胡瑗在湖州州学,以“明体达用之学”教授学生,他们学成之后,又各以所学传授,这样“行之数年,东南之士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胡瑗的学生刘彝更是概括了老师一生的教学活动,说先生“夙夜勤瘁,二十余年,专切学校,始于苏湖,终于太学,出其门者,无虑数千余人。故今学者明夫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充分肯定了胡瑗一生贯彻“明体达用”思想的成功,以及对于纠正时弊、改变学风所起的积极作用。
         胡瑗“明体达用”的教育思想,对宋代书院及后世的教育也发生了积极影响。如宋代东山书院,“规矩为国初书院,肄业则明体达用如湖学”。宋代以后有些著名教育家,也非常推崇胡瑗“明体达用”、“敦实学”的思想。如清初的颜元说:“惟安定胡先生,独知救弊之道的实学不在空言……可谓深契孔子之心矣。”提出儒者士人“当远宗孔子,近师安定”。他自己称胡瑗为师,并因为不与胡瑗同时,不能当面求教而抱恨,安定先生“真吾师,恨不及门”。他主张治学当“宁粗而实,勿妄而虚”,显然是受胡瑗的影响。
         三、首创分斋教学制度
        为了贯彻“明体达用”的思想,培养通经致用的人才,胡瑗对教学制度作了大胆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首先创立了分斋教学制度,这是胡瑗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活动中最具有创新意义的内容,也是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独特贡献。
            分斋教学是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一种崭新的教学制度。这种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学校内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两部分,经义斋选择“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学习儒家经义。治事斋,又称治道斋,斋内分设各种不同学科。《程氏遗书》载:胡瑗“在湖州置治道斋,学者有欲明治道者,讲之于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数之类”。治事斋的学生可选择其中一科为主修,另选一科为副修。“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⑾很显然,经义斋和治事斋的培养目标不同。经义斋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即所谓“可任大事者”,因此,它对学生的来源要求较高,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治事斋则意在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管理人才,“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⑿这种专长一般多掌握一门就多一样好处,于是便有主修和副修的考虑。可见,胡瑗不仅分别设置经义斋和治事斋,规定学习不同科目,又提出各斋不同的培养目标,这确实是很有创造性的。
        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其目的在于提倡实学,反对当时崇尚的专讲究声律浮华的辞藻,以应付科举考试的空疏之学,根据学生的不同材质,把他们培养成为通经、治事的有用人才。《宋史·选举志》载:“安定胡瑗设教苏、湖间二十余年,世方尚词赋,湖学独立经义治事斋,以敦实学。”清末易甲南在《经义治事两斋论》中说得更透彻:“夫隋唐以来,仕进多尚文辞,苟趋功利,实学之不明久矣。安定先生起而正之,鄙词章记诵之功,而以经义之讨论养其德;薄寻行数墨之士,而以治事之干济扩其才。既有以深之于根柢,使其学切而不浮,复有以练之于材,能使其学实而可用。”⒀事实也正是如此。经胡瑗分斋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他们“信其师说,敦尚行实”。有的谙于经义,有的老于吏事。史载胡瑗在湖学的学生很多,经常受业的有数百人。从现在能考的二十多位学生中,其中精通经学的有顾临、朱临、翁仲通、杜汝霖、倪天隐、陈高等。练达治事的,有的善治民,如莫表深中进士后,累官光禄丞、知饶州,“称循吏”;有的善战,如卢秉因“击夏酋有功”,官迁龙图阁直学士;又如苗授因“累立战功”,官拜武泰军节度使、殿前副都指挥使等;有的善治水,如刘彝,“守章贡,州城东西濒江,每春夏水潦入城,民尝病浸,水退则人多疾死,前后太守莫能治。彝至,乃令城门各造水窗凡十有三间,水至则闭,水退则启,启闭以时,水患遂息。”⒁因此,当时社会上盛赞湖州州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湖学多秀异,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为政,多适于世用,若老于吏事者”⒂。看来,这赞誉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胡瑗创立的分斋教学,是对教学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在中国教育史上,早在孔子设立的私学里,就有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教人的记载。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时,宋朝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四个学馆,又有开分科设学之先的说法。孔子以四科教人和宋朝开四馆设学,在教育史上确实有其积极意义。然而,就分科的具体内容来说,无论是孔子的四科,还是南朝宋朝的四馆,基本上仅是囿于文科,还没有包括自然科技方面的一些学科。隋唐时期,设立了算学、书学、律学等专科学校,在中国学校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但是这些学校的地位比儒学低得多,规模也小得多。直至胡瑗创立分斋教学制度,才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第一次在同一学校中分设经义斋和治事斋,同时传授经义和时务;治事斋分设多科,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实用、自然学科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破天荒地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并且,治事斋学生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开了主修和副修制度的先声。
分斋教学制度产生后,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四方之士,云集受业”,纷纷到胡瑗主持的湖州州学来求学。甚至京城开封设立的太学,也“取胡瑗法以为法”。而且,这一制度对后世影响很大。颜元曾说:“秦汉以降,则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宋儒惟胡子立经义、治事斋,虽分析已差,而其事颇实矣。”⒃晚年他规划漳南书院,分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贴括六斋,是直接借鉴和发展了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另外,清朝有些书院,如中江讲院等,直接仿效胡瑗分斋教学的思想和经验,设立经义和治事斋。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末在兴学堂、改书院的热潮中,胡瑗分斋教学制度又受到社会重视,作为一种理想的教学制度重新被提了出来。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著名的《请推广学校折》中,提出自京师以及各省府州县皆设学堂,“其省学大学所课,门目繁多,可仿宋胡瑗经义治事之例,分斋讲习。⒄”同年,翰林院侍讲学士秦绶章提出整顿书院三条办法:定课程、重师道和核经费,其重点在于制定课程,要求仿胡瑗分斋教学制度,分设六类课程,书院生徒可以自由选择,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他说:“整顿书院约有三端:一曰定课程。宋胡瑗教授湖州,以经义,治事分为两斋,法最称善;宜仿其意分类为六:曰经学,经说、讲义、训诂附焉;曰史学,时务附焉;曰掌故之学,洋务、条约、税则附焉;曰舆地之学,测量、图绘附焉;曰算学,格致、制造附焉;曰译学,各国语言文字附焉。士之肄业者,或专攻一艺,或兼习数艺,各从其便。”⒅当然,在西学东渐,资本主义教育制度已陆续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清末,仍然推崇胡瑗的分斋教学制度“法最称善”,其观点未免有失偏激。但是,在新创设的省城大学,主张仿效胡瑗分斋教学的成功经验,分斋讲习各门课程,对以学习八股文、贴括为主的书院进行整顿,改而学习经学、史学、掌故学、舆地学、算学、译学等,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积极可行的主张。因此,分斋教学制度在清末兴学堂、改书院热潮中重新受到青睐,并不是没有积极意义的。
           总之,胡瑗在主持湖州州学时创立的分斋教学制度,是中国古代教学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不但对于当时学校教育的改革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对于宋代以后的学校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⒆ 。可以说,这种制度是近代教育中实行的文、理分科教学和主修、副修相结合制度的先声,无论是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义。
              四、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
              长期的教学实践活动和勇于改革的探索精神,使胡瑗逐渐摸索出一些积极有效的教育和教学方法。《宋史·胡瑗传》说:“瑗教人有法,科条纤悉备具”。具体说,胡瑗的“教人之法”,主要有以下几点。
      1、突出重点,联系实际
              胡瑗精通儒家经书,尤长于《易》和《春秋》。他向学生传授的主要内容是儒家经义。他讲经抓住要领,重点突出,着重阐明儒家经典的“要义”———忠孝仁义礼乐之道,循循诱导学生掌握修已、治人的道理,很受学生欢迎。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说,胡瑗在苏、湖两州教授,“解经至有要义,恳恳为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学徒千数……信其师说,敦尚行实”。《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也说,他在太学执教,讲经“音韵高朗,旨意明白,众皆大服”。
       胡瑗讲经还重在通经致用,他往往联系实际,运用当时典型事例说明经义。他的学生王得臣在回忆当初在太学听讲的情形时说:“朝廷命主太学,时千余士,日讲《易》,予执经在诸生列,先生每引当世之事明之。”还说,当胡瑗讲到《易经》小畜,解释“畜,止也,以刚止君也”时,举了赵普不顾宋太祖的反对,接连三次推荐一个谏臣,直到宋太祖最后采纳的事例。

            2、因材施教
         根据学生的不同材质,学习不同的科目;针对学生的个性和爱好,“因其所好”,发展其长,实施因材施教。这是胡瑗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不断丰富并认真采用的基本教学方法,也是他的学生成才各不相同的重要原因。
          早在他主持湖州州学期间,创立了分斋教学制度,把“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者”选入经义斋,学习儒家经典;其他学生则选入治事斋,学习治事、治民、讲武、堰水等具体实用学科,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思想。待到太学任教,他更是自觉地实施这一教法。他十分细致地了解学生的个性和才能,依据各人的志趣和特长,分成相应的组互相进行讲习,使每个人都能够发展专长,学有所成。而且,胡瑗还采取多种方式,启发学生积极思考,引导他们展开讨论。《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这样记载了胡瑗在太学的教学活动:“先生初为直讲,有旨专掌一学之政,遂推诚教育多士。亦甄别人物。故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先生亦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以对,为可否之,或即当时政事俾之折衷。”胡瑗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取得了“人人皆乐从”的良好教学效果,培养出了许多各有专长的人才。有的长于经义,如顾临对于训诂的研究,朱临和翁仲通对于《春秋》的研究,以及杜汝霖对于《易》的研究;有的长于政事,如范纯仁、钱公辅、江致一;有的长于兵战,如苗授、卢秉;有的长于文学,如滕元发、林晟;有的长于节义,如徐积、周颖;有的长于治水,如刘彝;也有的长于古乐钟律,如欧阳发,等等。欧阳修赋诗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充分肯定了胡瑗因材施教教学方法的成功。
              3、游历考察
              胡瑗认为广为游历考察,对于开阔人的眼界,不断获得新知识是非常有益的。他曾说:“学者只守一乡,则滞于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尽见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以广其闻见,则为有益于学者矣。”因此,为了使学生的知识避免“滞于一曲,隘吝卑陋”,他的教学中除了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之外,还十分注重组织学生游历、参观和考察,“以广其闻见”,不断增加知识和切实掌握知识,形成了胡瑗教学的又一个特点。
     在湖州州学任教时,他曾亲自带领学生数人,从吴兴出发到陕西潼关等地游历考察。丁宝书辑《安定言行录》一书,生动地描绘了这次教学活动的具体情况:“一日,尝自吴兴率门弟子数人游关中,至潼关,路峻隘,舍车而步。既上至关门,与滕公(宗谅)诸人坐门塾。少憩,回顾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一览数万里,形势雄张,慨然谓滕公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学者其可不见之哉!’”
          人的知识来源于间接经验和直接经验。胡瑗当时虽然不可能有这样明确的认识,但是,他已经注意到游历考察可以对人的知识起到“广其闻见”的积极作用,并且在教学实践活动中身体力行,亲自带领学生广为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等,进行实地考察,了解人情物态、南北风俗等,这在当时“尚声律浮华之词”,一般士人热衷于科举功名的浇薄社会风气中,无疑是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

教育家胡瑗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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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注重人格感化
          胡瑗重视经学教学,也重视对学生的道德教育。他既是一位卓越的经师,又是一位封建社会杰出的人师。胡瑗进行道德教育的显著特点是注重人格感化。他以身作则,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去感化学生,使他们如坐春风,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接受封建道德规范。蔡襄在《太常博士致仕胡君墓志》中说:胡瑗为苏湖二州教授,“严条约,以身先之”。《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也称“先生倡明正学,以身先之”。即使是在大热天,他也必定是终日穿着公服坐在堂上会见诸生,行“严师弟子之礼”。胡瑗本人对于反映当时社会道德规范的各种封建礼节,如事父兄之礼、事君之礼等,平时也悉心研究,模范地执行。因此,当接受皇帝召对时,他无须“先就合门习仪”,而能做到拜舞之容,登降之节,蔼然如素宦于朝者”。胡瑗曾孙胡涤曾生动地记述了这一情景:“侍讲当召对,例须先就合门习仪。侍讲曰:“吾平生所读书,即事君之礼也,何以习为?’……人皆谓山野之人,必失仪。及登对,乃大称旨。上谓左右曰:“胡瑗进退周旋,举合古礼。’”
        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学记》也说:“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胡瑗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封建道德规范的模范行为,产生了强大的教育力量,取得了十分理想的教育效果。他的学生不仅勤奋努力进德修业,而且养成了“醇厚和易之气”。他的高足弟子程颐经常对人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甚至他的学生在言谈、举止、服饰、容貌等方面,也深受胡瑗的影响,使人一望便知道是他的弟子,欧阳修曾说:先生弟子“其高第者,知名当时,或取甲科居显仕。其余散在四方,随其人贤愚,皆循循雅饬,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子”。《宋史·胡瑗传》也称:“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随材高下,喜自修饬,衣服容止,往往相类,人遇之虽不识,皆知其瑗弟子也。”
              当然,胡瑗进行道德教育,除了自己带头示范、以身作则之外,也强调对学生的严格要求。由于这种要求是建立在他自己“以身先之”的基础上,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变成他们自己的要求与行动。他的学生徐积初次见他时,头容少偏,胡瑗就厉声地说:“头容直。”徐积猛然反省,领悟到不但自己头容要直,而且心也要直,从此不敢有邪心。后来,徐积常说他在安定先生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对于先生所教导的道理,他一个字都不违背。而且徐积在自己执教当老师后,在众多学生面前,“多于空中书一‘正’字。且云:‘于安定处得此一字,用不尽。’”
       5、注意体育和音乐教育
                胡瑗重视传授经学,注重道德教育,也关心学生的健康,注意体育。他在太学执教,常常教导学生吃饱饭后不可以马上学习,而应当开展一些体育活动。《安定言行录》载:胡瑗“判国子监,其教育诸生有法。先生语诸生:‘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皆于气血有伤,当习射、投壶、游息焉。’”而且,他还注意音乐教育,以调节学生的学习生活。他对音乐很有研究,多次参加朝廷议乐和铸造古乐器。著有《景祐乐府奏议》、《皇祐乐府奏议》和《皇祐亲乐图记》(与阮逸合著)等音乐专著。在太学,每次考试结束,他便“掌仪率诸生会于肯善(堂),雅乐歌诗,乙夜乃散”。其他各斋学生也纷纷自己“歌诗奏乐”,以至在学校外面也能听到琴瑟之声。太学的学习生活既是紧张的,又充满了活泼欢乐的气氛。
              五、亲如父子、情同手足的师生关系
       胡瑗与他的学生之间的关系,《宋史·胡瑗传》是用这样一句话概括的:胡瑗“视诸生如其子弟,诸生亦信爱如其父兄”。许多事实表明,这不是一般的溢美之词。
         胡瑗把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弟,关心他们的生活和成长。如有学生病了,他会像慈父一样关怀。学生安焘勤奋好学,胡瑗曾多次当众夸奖他。安焘患有疾,但仍坚持听胡瑗讲经。由于听讲的人数多,安焘常常被挤在正房对面或两侧的小屋里站着听,有时毛病就突然发作。胡瑗对他十分关心,急忙“使人掖之以归,调护甚至”。后来,安焘三作执政,官至观文殿学士以终。
    对于勤奋好学的学生,胡瑗是如此关心,对于那些在人生道路一度走过弯路的青年学生,他也同样满腔热忱,寄于希望。他不是一味苛责他们的过失,而是重在开导,启发他们自觉“洗心向道”。他说:“圣人不贵无过,而贵改过,勉勤事业。”《宋元学案·安定学案》记载了胡瑗谆谆教诲一个青年学子迷途知返的生动实例:“某先生,番禺大商子也。安定为国子日,遣之就学京师,所赍千金,儇荡而尽,身病瘠,将危,客于逆旅。适其父至,闵而不责,携之谒安定,告其故。曰:‘是宜先警其心,而后教谕之以道也。’乃取一帙书曰:‘汝读是可以知养生之术,知养生而后可学矣。’视之乃《素问》也。读未竟,惴惴然惧伐性之过,自痛悔责。安定知已悟,召而诲之曰:‘知爱身则可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问道,取圣贤书次第读之,既通其义,然后为文章,则汝可以成名。’”这位青年学生果然不负胡瑗的教诲,他痛改前非,勤奋学习,最后终于“取上第而归”,考取了进士。胡瑗如此关心爱护学生,难怪有人把他比作像冬天的太阳一样温暖可爱。
        胡瑗对学生深沉的爱,博得了学生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在学生的心目中,胡瑗不仅是他们道德和学业上的良师,也是他们为人的楷模。因而,他们努力效法胡瑗的言谈、举止、容貌、服饰等,以至“人遇之虽不识,皆知为先生弟子也”。对于胡瑗教诲的道理,学生更是牢牢记住,认真去实行。徐积就常说:“吾于安定之门,所得多矣,言之在耳,一字不违也。”而且,他们还将所学去教育别人。范仲淹次子范纯仁,早在苏州郡学就从学于胡瑗,后来他因曾患目疾,不能看书,但遇有来访者,仍不忘“举诸经大义告之”。并且在讲完之后,他总要说明“此先公之训也”;或曰此翼之先生之语也,此明复先生之语也”。他还常说:“学者当有所宗,其自受教于翼之先生,不敢有非僻之心。”表示了对自己老师的尊重和信任。
             胡瑗晚年因病辞离太学,当他离开京城开封,前往杭州养病时,太学学生和朝廷贤士大夫纷纷前往相送,出现了依依不舍的动人景象。欧阳修描绘说:胡瑗“东归之日,太学之诸生与朝廷贤士大夫送之东门,执弟子礼,路人嗟叹以为荣”。《宋元学案·安定学案》也载:“东归之日,弟子祖帐,百里不绝,时以为荣。”老师东归,出现学生百里相送的盛况,足以表明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胡瑗与他的学生之间这种亲如父子、情同手足的师生关系,实是胡瑗在教育上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值得每一位教师借鉴的宝贵经验。
         综上所述,胡瑗是北宋初年一位躬行实践的著名教育家。他在长期从事教育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的内容丰富的教育思想,不仅曾在历史上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教育工作也有借鉴意义。这一份历史上宝贵的教育遗产,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教育家胡瑗 - zqbxi520 - 敞开胸怀  迎接未来

 

        胡瑗的著作有《武学规矩》一卷和阮逸合著的《皇佑新乐图记》三卷等。他的学生为他编录的著作有《周易口义》十二卷、《洪范口义》二卷等,多数已佚。 宋代的两位宰相,对胡瑗的教育成就,都颇有赞称,欧阳修有诗赞曰:"吴兴先生富道德,诜诜子弟皆贤才。"王安石也称道:"先取先生作梁栋,以次收拾桷与榱。"胡瑗先生教授的学生中,有许多是名臣,如莫君陈、吴孜、孙觉、刘蠡、周之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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