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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宋代的科举--文化教育的南移  

2017-06-29 11:28:05|  分类: 古文赏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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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
  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
  宋代科举考试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
  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
  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两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
  宋代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
  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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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科考实行两级试:发解试与省试。发解试相当于初试,由各州郡主持,考生通过发解试获得参加省试的资质;省试相当于复试,由礼部主持,被录取者便可从此步入仕途。至于殿试,通常都不黜落,只排定名次。

宋代科举又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明经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作“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我们要介绍的主要是进士科省试与殿试的试题。宋代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殿试通常都是试策。各个科目各有其功能,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我们都习惯将现在的高考比拟为古代的科考,其实科举要比高考重要得多,高考只是高校录取新生的门槛而已,科举却是传统社会选拔贤能之士治理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是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网罗天下之英隽”,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应试者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

宋人轻诗赋而重经义、策论,如司马光极力反对以诗赋取士:“国家设官分职,以待贤能,大者道徳器识以弼谐教化,其次明察惠和以拊循州县,其次方畧勇果以扞御外侮,小者刑狱钱谷以供给役使,岂可专取文艺之人,欲以备百官、济万事邪?”诗赋题目在宋代科举考试中的地位逐渐下降,经义与策论的重要性则得到强化。

从答题形式上看,试经义、试论、试策都有点像今天的高考作文,都是以议论文为主。考试时,主考官会在试场前面挂出一块帘幕,“出示题目于厅额,题中有疑难处,听士人就帘外上请,主文于帘中详答之讫,则各就位作文”。一般考三场或四场。



具体来说,试经义是出题者从儒家经书中截取一句话,请考生阐述其蕴含的义理。明清时试经义演变成考八股文,从外在的文体形式到内在的思想都严重僵化,但在宋代,人们崇尚“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考生可以自由解经、传注、质疑古说、阐发新见,“借他题目说自家道理”,甚至不乏“全不顾经文,务自立说,心粗胆大,敢为新奇诡异之论”者。

试论,则类似于命题作文,通常是要求考生评论经史记载的某个典故或某一位历史人物。北宋嘉祐二年(1057)进士科省试的论题是“刑赏忠厚之至论”,典出《尚书》孔安国注文:“刑疑付轻,赏疑从众,忠厚之至。”换成现在的说法,这题目就是“论疑罪从轻”。当年苏轼的应试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深获主考官欧阳修的赞赏。在这篇文章中,苏轼还杜撰了一个典故:“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连欧阳修都不知出自何典。这要是放到明清时期,恐怕有欺君之罪。

试策跟今天公务员考试中的“申论”差不多,一般都是主考官就时务提出具体问题,让考生发表见解,所以又称“策问”,考生的回答则称“对策”。对策通常是千字文,但也有洋洋洒洒写了上万言的对策。由于策与论都是议论文体,宋人又将两者并称为“策论”。

策问往往可以体现出题者的“问题意识”,许多当过主考官的宋朝文人都对自己拟出的策问题目有些“敝帚自珍”,将策问收入自己的文集。如《欧阳文忠公集》收录有策问多道,其中一道问:“周天子之田方千里,号称万乘,万乘之马皆具,又有十二闲之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车马,车马岂不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其牧养之地又几何,而能容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为田几何?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广矣,常患无马,岂古之善养马而今不善乎?宜有说以对也。”此题涉及对宋朝缺乏良马问题之关切,而要问答这道策问,不但需对马政有切实见解,也要掌握一定的数学、几何知识。

熙宁四年(1071),苏轼担任开封府试官,出的策问题目是:“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试述专权的优劣”。当时王安石与宋神宗正推行新法,王氏“既得政,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出现专制的苗头。苏轼拟此题目,自然是想引导考生对君相“独断”时局的注意与思考。

我没有检索到当年考生的应试作文,不过南宋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参加殿试时的一篇长篇对策(全文超过一万字),其中一段话倒是可以用来回答苏轼的策问:

臣闻公道在天地间,不可一日壅阏,所以昭苏而涤决之者,宰相责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责,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权,则公道已矣。三省枢密,谓之朝廷,天子所与谋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于中书,昔人谓之斜封墨敕,非盛世事。国初三省纪纲甚正,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宫府之事无一不统于宰相。是以李沆犹以得焚立妃之诏,王旦犹得以沮节度之除,韩琦犹得出空头敕以逐内侍,杜衍犹得封还内降以裁侥幸。盖宰相之权尊,则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

然或谓比年以来,大庭除授,于义有所未安、于法有所未便者,悉以圣旨行之。不惟诸司升补上渎宸奎,而统帅蹿级、阁职超迁,亦以寅缘而行恩泽矣。不惟奸赃湔洗上劳涣汗,而选人通籍、奸胥逭刑,以钻刺而拜宠命矣。甚至闾阎琐屑之斗讼、皂隶猥贱之干求,悉达内庭,尽由中降。此何等虮虱事,而陛下以身亲之。大臣几于为奉承风旨之官,三省几于为奉行文书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

景祐间罢内降,凡诏令皆由中书、枢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张公道者如此。今进言者,犹以‘事当间出宸断’为说。呜呼!此亦韩绛告仁祖之辞也。朕固不惮自有处分,不如先尽大臣之虑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谕绛者何说也!奈何复以绛之说,启人主以夺中书之权,是何哉?宣和间创御笔之令,蔡京坐东廊专以奉行御笔为职,其后童贯、梁师成用事,而天地为之分裂者数世,是可鉴矣。臣愿陛下重宰相之权,正中书之体,凡内批必经由中书、枢密院,如先朝故事,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

文天祥此段策论的核心意思,是说,国家的执政权归于宰相,因为宰相由选举(科举也是一种选举)产生,代表着“公道”;而君主虽身份尊贵、地位崇高,却不可“侵宰相之权”。实际上,这也是宋人的共识:君主当垂拱而治,以执政权付宰相,以监察权付台谏。换言之,宋人是反对君主专权的。北宋韩绛曾劝宋仁宗收揽权柄,被仁宗拒绝,二百年后还受到文天祥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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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状元及第

有些士子还在策论中对皇帝本人提出激烈批评。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二十三岁的苏辙参加制科考试,仁宗问策数十条,包括询问对“阙政尚多”、“浮费弥广”等问题的见解。苏辙年少轻狂,对策七千言,矛头直指宋仁宗:“窃闻之道路,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坐朝不闻咨谟,便殿无所顾问”;“陛下赋敛烦重,百姓日以贫困,衣不盖体,则是陛下未得以财结民也。吏之不仁,尚可以为吏之过;赋敛之不仁,谁当任其咎?”意思很明显,陛下你难辞其咎。

这篇直言不讳的策论在朝廷掀起轩然大波,有人提议:“陛下恭俭,未尝若是。辙言狂诞,恐累盛德,乞行黜落。”但宋仁宗极力回护苏辙:“朕设制科,本求敢言之士,辙小官,敢如此极言,特与科名,仍令史官编录。”并未降罪,反而授予苏辙秘书省校书郎之职。

宋朝是国家全面推行科举取士的第一个王朝(唐朝虽有科举,但每年不过录取一二十人,宋代的进士选取数目扩大了十倍以上),科举制度为宋王朝源源不断地输送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特别是宋仁宗嘉祐二年的省试,出现非常多的牛人:苏轼、苏辙、曾巩、张载、吕大钧、程颢、王韶、吕惠卿……后来的宰相章惇也参加了这一次考试,但因耻于名列其侄子章衡之下,放弃了功名,嘉祐四年又参加考试,名列进士甲科。这份名单,庶几囊括了当时最优秀的政治人才、文学人才与哲学人才。其实,宋仁宗朝四十年间,无数才俊都被科举制发现,进入国家的储才库,几乎做到了“野无遗贤”。

我们看看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便会相信它确实可以遴选出合格的国家治理人才。今天有些朋友将科举考试想象得那么不堪,显然是对科举制度的历史缺乏了解,又先入为主地存有偏见所致。


资料图:南京江南贡院号房


        南方既成为人口集中、经济发达的地区,文化也随之而发展,人才之盛,逐渐超过了北方。南北人才的交替,在过程上要比户口的升降和产业的消长来得缓慢。在唐代中叶以后,如前所述,南方在人口和产业两方面都已显示出超越北方的趋势,可是在人才方面,却仍然是北方全盛的局面;直到五代,南方人才超越北方的趋势才显现出来;宋代以后,南方人才的优势已经确立。经由科举考试的选拔,政治上的统治阶层以文化修养的程度为基础,因此可以从统治阶层和科举登第者的地域出身看南北人才的交替。
  北方人才的全盛与衰落
  隋代至唐初,在政治上的统治阶层,主要是属于从西魏、北周以来一脉相承的关陇集团及其后裔。隋炀帝曾任扬州总管,因此提拔南方人士,炀帝一朝,南方人在政治上的分量逐渐加重。但是唐朝建立以后,情况又有改变。唐代的统治阶层,除了前述的关陇集团及其后裔之外,又有关东地区的世家旧族。到武后以后,提倡进士科,以科举考试提拔寒门士人,来和关东士族相抗衡。但是尽唐一代,政治上的核心人物,仍然多出身于世家旧族,而这些世族子弟,多出身于关东地区,来自其他地区与南方者甚少。统计新、旧唐书列传与世系表中,自唐肃宗至唐末的人物,其出身于大族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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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统计显示,唐代政治上的人才仍然以出身于北方者为多,而在唐朝中后期,政治上的人才已多是通过科举考试而来,因此又是以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基础。北方世族有世传的家学,注重子弟的教育,学习环境又好,因此人才辈出。
  不仅如此,唐代科举试卷并不弥封,举子多事先设法揄扬自己的声誉,居住在长安与洛阳两京有种种的便利,家族中最优秀的子弟常谋长居京邑以求出路。因此唐代大族多欢迁移往两京附近居住,聚居这一带的世族子弟成为唐代官吏的主要成分。即使是南方大族陆氏,也走向同一路途。如陆贽,“母韦氏在江东,上遣中使迎至京师,搢绅荣之。俄丁母忧,东归洛阳,寓居嵩山丰乐寺。……贽父初葬苏州,至是欲合葬,上遣中使护其柩车至洛”(《旧唐书·陆贽传》);又如陆扆,“吴郡人,徙家于陕,今为陕州人”(《旧唐书·陆扆传》)。及至唐末五代的大动乱,世家旧族饱受摧残,居于两京附近的官吏之家遭祸尤多,于是北方人才自此一蹶不振。五代为武人政治时期,统治北方的武人,其文化水平自然不能与唐代的世家子弟相比。
  南方人才的兴起
  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士人已有南迁的情形。梁肃于大历十四年(779)撰《吴县令厅壁记》:“自京口南被于淛河,望县十数,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避,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文苑英华》卷八四)。上元(760—761)是唐肃宗的年号,这时安史之乱尚未结束。十余年后,梁肃讲南迁到吴县的衣冠之家要占当地编户的三分之一,用语或有夸张,却可见人数的众多,已给人深刻的印象。这波因乱南迁的人潮,和类似前述吴郡陆氏家族因仕宦而北迁,正好走的是相反的地理方向。南迁的衣冠之家,对于南方文化水平的增长,应有所贡献。唐代晚期,江南东、西的教育、文化都日有进展,科举登第的士人在数量上虽仍无法和北方相比,但比起中唐以前也有所增加。
  到了五代,中原丧乱,民生凋敝,文物残缺,而南方却较为安定。特别是南唐统治之下的地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人才颇有可观。
  马令《南唐书·儒者传》序:
  五代之乱也,礼乐崩坏,文献俱亡,而儒衣书服盛于南唐,岂斯文之未丧而天将有所寓欤!不然,则圣王之大典扫地尽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见于载籍,灿然可观,如韩熙载之不羁,江文蔚之高才,徐锴之典赡,高越之华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价于一时,而徐铉、汤悦、张洎之徒,又足以争名于天下,其余落落不可胜数,故曰江左三十年间,文物有元和之风,岂虚言乎。
  当时南唐境内,学校兴盛,藏书之多,亦为天下之冠,不仅书多,校雠尤其精审。可见南唐文风昌盛,为五代文物荟蔚之区,下开宋代南方的文风。
  宋初政府的高级官员,多为北方人。但是由于科举制度的发达、教育的普遍,南方人才逐渐出头,于是在人才选拔上有南北之争。当政的北方士大夫,对于南方士人多方压制。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江西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河北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以俊秀闻,真宗特令召试。晏殊属辞敏赡,真宗深为叹赏,可是宰相寇准却“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景德二年五月己未”条)。其后宋真宗起用王钦若为相,王钦若曾告诉别人:“为王子明(旦)故,使我作相晚却十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十,“天禧元年八月庚午”条)。王钦若是江西临江军人,王旦则是河北大名府人。由于南方文化水平已高出北方,所以在科举考试中,南方人录取的人数远超过北方,北方人于是争取保障名额。在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发生了司马光、欧阳修之间分路取人与凭才取人的争议。司马光代表北方的观点,主张分路取人,理由是:
  然而天下发解进士到省,常不下二千余人,南省取者才及二佰。而开封、国学、厅预奏名者,殆将太半,其诸路州军所得者,仅百余人尔,惟陕西、河东、河北、荆湖北、广南东西等路州军举人近年中第者或一二。……是以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或以德行,或以材能,随其所长,各有所取,近自族姻,远及夷狄,无小无大,不可遗也。今或数路之中,全无一人及第,则所遗多矣。(《温国文正司马公集》卷三十《贡院乞逐路取人状》)
  他虽然指出中第者少的路分在南、北都有,可是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已在北方五路中占了大半;而没有讲出来的,却是东南两淮、两浙、江东西、福建、成都府、梓州等路中第者所占的比例太高,而这几路占了南方路分的大半。

2


司马光
  欧阳修代表南方的观点,反驳司马光的主张,指出:
  盖言事之人,但见每次科场东南进士得多,而西北进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进士尔。……东南之士于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选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试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当发解时,又十倍优假之,盖其初选已滥矣,故至南省,所试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则东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一三《论逐路取人札子》)
  欧阳修所说的北方士人在发解时,比起南方士人来讲,已经是“十倍优假之”,是指宋代的科举考试,在地方上州、军举行解试时,每一州、军各立有一个解额,多少不等,北方各路的州、军由于应考者少,相对来讲解额比较宽,通过容易,东南各路由于文化水平较高,应考者多,相对来讲解额比较窄,通过也较难。他认为北方士人获得发解已经比较容易,学业程度自然无法和南方士人相比,如果到中央的省试又再给予特殊优待,那对南方士人实在太不公平。北方的要求保障,正显示了北方人已无法在科举上与南方人竞争。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的用人,逐渐以南方人为多。

1


欧阳修
  陆游《渭南文集》卷三《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
  臣伏闻天圣(1023—1031)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沉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一时名臣。……及绍圣(1094—1097)、崇宁(1102—1107)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沉抑之叹。
  上引札文所讲宋仁宗时起自南方的名臣中,“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仍有讨论的余地。范仲淹虽然祖籍在苏州,但出生在京东路的徐州,两岁时因为父亲去世,又随母亲改嫁而迁到同路较北的淄州,以后读书也在北方。欧阳修虽然祖籍是江南西路的吉州,但出生在四川的绵州,四岁时父亲去世,随母亲迁到京西路的随州定居,依靠叔父,后来应考解试也在随州。尽管如此,陆游所说北宋中后期整个大趋势的演变,却无可置疑。南宋时人列举各类天下第一,其中就有“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和国子监书、内廷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及其他多样物、人并列。两浙、江东西、福建、四川,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都是人才最盛的地区。在学术上,北宋的学术中心尚在北方,到宋、金并立的时期,学术中心已转移到南宋所在的南方来。这种情形,延续到元代统一南北,仍未改变。
  元代要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才恢复科举考试,无论在此之前或之后,政府用人都以蒙古人、色目人为主,汉人、南人受到压抑,而南人所受的待遇又不如汉人。南方士大夫在政治上没有出路,很多人转向书院之中讲学,培育人才。学者据王圻《续文献通考》统计元代书院的地理分布,可以看出当时人才的孕育,仍以南方为盛: 江西(73)、浙江(62)、福建(55)、湖南(37)、江苏(26)、广南(24)、四川(23)、湖北(19)、安徽(17)。(以上南方)山东(22)、河北(20)、山西(10)、河南(10)、陕西(7)。(以上北方)
  上列统计数字自然不完备,但是大体上可以看出地域的差异。
  显然这时南方的书院要比北方多出甚多,连宋代在文化上较为落后的广南,到元代也有了不少的书院。这可以说明,中国社会中心往南方的移动已经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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